最先发生兴趣的是湘潭大学著名学者羊春秋教授,他当面对我说:“唐代楚辞学的中落,不通观全局,是提不出这种观点来的。你的观点很新鲜,又紧扣社会思潮与文学规律进行论证,说服力很强,发前人所未发,我很感兴趣。”
第二位要算是责编刘刚强先生,他用心看了唐代部分,说了一句话:“漂亮极了!”所谓“漂亮”,大概还是“观点”。
唐代楚辞学中落的观点,国内学者的确时有有条件、有选择地投过赞成票的。毛浦先先生的《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里有一段话:“隋唐以来,朝廷虽提倡文学,但以诗赋取士,只重文学创作,不讲学术研究,文学本身的发展也被封建政教思想牢牢束缚着,因此,隋唐知名学人在《楚辞》研究方面几乎无所建树。”拙史里也有一段话:“朝廷提倡文学,故一般士人重文学创作,不大注意学术研究。”这段话大概就是毛说的根据吧。
毛先生的话是就楚辞校勘学的研究说的。一般说来,楚辞校勘学的研究应该与整个楚辞学的研究同步。唐代校勘学的研究“几乎无所建树”,无疑意味着整个唐代楚辞学的研究“无所建树”。而“无所建树”说,当然就与拙史提出的唐代《楚辞》研究“中落说”是一回事了!
真是无独有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的黄建荣先生的《楚辞训诂史》上又有这样一段话:“隋唐五代与魏晋南北朝一样,同属《楚辞》训诂的萧条期。”“萧条”也者,不又是毛先生说的“几乎无所建树”的意思吗?质而言之,与拙史提出的“中落说”也是一回事!
毛先生与黄先生分别就两个具体问题为拙史提出的唐代楚辞学“中落”说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换句话说,就是给拙史投下了两张十分可贵的赞成票。
垂垂老矣,买书不多了。但学生深知,我是离不了书的,故他们返校聚会,总要送我书。他们又知道我素喜《楚辞》,故送书总少不了《楚辞》一类,新上架的李永明先生的《朱熹〈楚辞集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就是聚会时学生送的。此书《引言》的第一节将两汉至两宋部分的《楚辞》研究历程分成三个部分:“一、汉代,《楚辞》研究的初兴及经学特色。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楚辞》研究的低潮。三、宋代,楚辞学的中兴。”
在“无所建树”说、“萧条”说之后,李先生又提出了六朝隋唐“低潮”说的观点,与拙史“中落”说紧相呼应。
郭建勋教授的《两千年楚辞学史发展历程研究》一文收入戴锡琦先生主编的《屈原学集成》,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郭教授对两汉至两宋部分的楚辞发展历程也作三个时期论述:“一、两汉,楚辞学的建立与兴盛。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楚辞学。三、两宋,楚辞学的复兴。”
郭文始见于2007年6月,李书初版于2015年3月,估计李的设计也许参考过郭的设计。但李在设计中已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楚辞》研究的低潮”。郭的设计却只规定了时限,而未言《楚辞》研究发展的状态。郭教授说:“这一时期的楚辞学,前不如两汉,后逊于两宋。”“两汉与两宋”之间,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楚辞学,在前“不如两汉”,在后“逊于两宋”,这不就是李说的“低潮”又是什么呢?李说“低潮”,概说而已。郭说“前不及”“后逊于”,具体化罢了。
拙史说过:“唐王朝的楚辞学,前不及汉魏六朝,后不如宋,不如明,更不如清,呈中落状态。”认真说起来,郭、李二先生的观点与拙史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一脉相承不等于一成不变,郭、李的“低潮”说,把魏晋南北朝置于隋唐之中;拙史的“中落”说,却分为两个阶段。
以上诸说,毛浦先先生与拙史一致。郭建勋先生、黄建荣先生、李永荣先生等,却都把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归在一起,与拙史不完全一样。
我认为,两汉主要以经学的眼光审视《楚辞》,魏晋南北朝则趋向于以文学的眼光审视《楚辞》。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如曹丕、郭璞、沈约等都研究过《楚辞》,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萧统选文,独辟“赋”体;刘勰论文,不忘辩“骚”;钟嵘品“诗”,竟有“骚”派。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时代已完全进入了一个以文学观照《楚辞》的历史时期,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与隋唐一样看待,有失公允。
学术研究,求同存异,本很正常。何况毛浦先先生的“唐代无所建树”说,郭建勋、黄建荣二先生的“六朝隋唐萧条”说,李永明先生的“六朝隋唐低潮”说,与拙史的“隋唐中落”说,名异而实略同,不必过分计较。
在这里,我还要提出一篇文章,这就是刘树胜先生发表在2011年《中国楚辞学》第十五辑上的《唐代楚辞研究萧条的原因》。此文提出唐代《楚辞》研究萧条的原因共四点:一、缺乏精神刺激;二、学者无意于学术研究;三、科举对士人的诱惑;四、三教合一,无法燃起研究的热情。刘先生的大作,所谓《楚辞》研究的萧条,很明白,指的只是有唐一代,魏晋南北朝不与焉。拙史有《唐代的学术思想与楚辞学的中落》一章,内容与刘文接近。可以说,刘文是对拙史的全力支持!
唐代楚辞学的“中落”说,是否能成为拙史的一个亮点,俟诸公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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