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前，古老的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狂妄自大，而把自己并不了解的外国视为“蛮夷之邦”。战争发生后，朝廷统治集团先是盲目虚骄，继而战和难定，庙算失误，最后是屈膝投降。究其原因，除了自己的军队已腐朽不堪之外，对外国事务的茫然无知也是重要的一点。亲临定海战斗现场，曾为当时指挥官裕谦“聚米画沙”解说作战形势的幕客魏源，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不谙“夷情”不足以“制夷”的重要性，于是在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不到九万字)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奋笔疾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纂成《海国图志》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订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再次增订为一百卷。

《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文化的巨著。它“以西洋人谈西洋”，向国人展示出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外部世界以及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这部魏源经历战争世变之后，痛定思痛的适时杰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主张，奏响了近代反侵略斗争的时代先声。它为人们表现出了解西方、研究西方、学习西方并最终赶超西方的民族智慧和自信心，预示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悉夷情”到“师夷长技”，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魏源实现了近代思想史的重大跨越和升华。实际上，这就是后来“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先声，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先声。

陈旭麓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一文中指出：“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所以给后继者有较大的启迪，因为它是时代脉搏的跳动……洋务运动为了富国强兵，是师夷之长技；戊戌变法为了救亡图存，是吸取西学以变政。”陈先生的话一语中的，说出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代表时代脉搏的口号，对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产生的启蒙作用。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读过魏源的著作，包括《圣武记》《老子本义》《书古微》和《皇朝经世文编》。尤其对《圣武记》一书，他与幕僚赵烈文都很推崇，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有曾国藩谓“魏默深《诗》《书古微》皆不尽善，其著作当推《圣武记》”的记载。曾国藩上奏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师夷智”三字显然是脱胎于魏源的“师夷长技”。可见曾国藩持续30年的向外国学习“坚船利炮”制造技术的洋务，也是深受魏源“师夷”说的启迪和影响。洋务重臣左宗棠更对魏源久已推崇，曾为重刻《海国图志》作《叙》说：“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洋务运动虽最终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从此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这充分体现了魏源“师夷”思想的启蒙之功。

戊戌变法中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曾深受魏源学术与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多次阅读《海国图志》，在《自编年谱》中写道：“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魏）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又在《戊戌政变记》中说：“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之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

总之，《海国图志》一书虽未能引起清政府官方的重视，但涌现出冯桂芳、王韬、李慈铭、郭嵩焘、张之洞、谭嗣同、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等一代开明知识分子，使维新思潮与洋务运动真正从思想与实践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魏源创始的“师夷长技”之统绪。其影响之深远，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梁氏和日本学者井上清等，更以为明治维新的迅速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善用魏源的“不龟手之药”。

（夏剑钦，湖南浏阳人，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岳麓书社社长等职）

2021-04-20

00:00:00:0夏剑钦◆思想者营地824710http://szb.shaoyangnews.net/syrb/pc/content/202104/20/content_8247.htmlhttp://szb.shaoyangnews.net/syrb/pad/content/202104/20/content_8247.html11开启时代新风的《海国图志》/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