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古代的读书人家都是有书架的。明代的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在《项脊轩志》里说，在他的小楼阁里“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看来书架上的书还不少。清初的文学家郑日奎在《醉书斋记》中也表明在他的书斋里有“书架书笥各四，古今文籍在焉”。一个书房有四个书架，四个盛书的筐子，也可以想见书房有一定的规模。

其实，拥有一个自己的书架的愿望，我从小就有。

读小学低年级倒还无所谓，因为无非就语文、算术和自然几本书，一个小小的书包足够装下了。但随着年级越高，书籍也就越多。书包装不下了，剩下的也就只好胡乱地搁在一张简陋的板桌上。这样，且不说整齐雅观，就是找点资料也要翻半天。所以，我总想，要有一个书架就好了。

我第一次拥有书架是在我参加工作之后。那是一所新创建的农村中学，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刚进学校，校长就发给我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和一个书架。说是书架，我觉得有点夸张，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高约20厘米、长约30厘米的半拉盒子。用的材料到是货真价实的红杉木，用红油漆漆过，两片竖起的木板上用黄色油漆喷有一副对联：“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看起来倒是蛮精致的。那时候这确实不叫书架，叫“宝书台”。按照当时的流行做法，这个“宝书台”除了放置毛主席著作外，其他书籍是不能和宝书“平起平坐”的。我只好去公社农机厂用铁皮做了个“书立”放在宝书台的旁边，就算是把书架扩大了一点，用以放置其他书籍。

随着我的“事业”的发展，那个“书立”越来越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有一天，我跑到县城百货公司花12元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架。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24元，买这个书架我可是拼上了全部家当了。但花钱归花钱，这个书架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下层可放油灯、粉笔盒、墨水瓶等，中间三层放书，上面一层用途就更大了——教学用具、作业本等可以一股脑儿往上堆。只有那个“宝书台”我是始终把它摆在办公桌的正中间。

后来，我的工作地点从农村转到了县城，住房的质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卧室外，还可以腾出一间来做书房。在装修时，我花了老本，在书房的一面墙上满满地挤下了一个书架。我记得有当时几幅照片对我的影响很大：一幅是毛主席1973年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一幅是鲁迅专心写作，它们的背景都是高高低低、层层叠叠的塞满书的书架。

书房装修好的当天，有朋友还送来一块匾，黑底金字，上书“室雅书香”四个大字，大字下面还有两行行书：书香二字留百慧，室雅一门添万福。它还真让我的这个书房平添了不少雅致和温馨。有大型书架了，在农村买的那个书架还是舍不得丢，妻子“废物利用”，将它摆在门厅里刚好做鞋架。

老实说，原来在农村学校书架上的那些书——教科书不必说，自己花钱买来的书是逐字逐句读过的，有的还在书眉篇尾偶尔写下几句评论或心得。孩子们也不时来书架上翻看，因此，我的那些为数不多的书籍烂皮的、卷角的不在少数。自从我有了大的书架后，新书不断增加，渐渐地偌大的书架竟然被填满了。有朋友来，我将他们引到书房，让他们浏览我的藏书，隐隐之中心里还莫名地升腾起一种自豪感，荣耀感。但其实因为工作繁忙，或许更是因为懒惰，除了几本工具书外，其他的连翻阅都很少，更谈不上细读了。

近两年，我的这个书架似乎更不“行时”了。我的手机加入了好几个微信群，各地各个行业转发到微信的文章、图片琳琅满目，内容时新，有的甚至振聋发聩，让你不忍停读。如果不是有些取舍的话，就是从早到晚毫不停歇也看不完。孩子们也不再来“光顾”我的书架，因为除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书架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他们玩手机比我在行多了。几个朋友来访，也不再进书房，不再从书架上抽出书来读，而是坐在客厅里，谈完正事，就几乎不约而同低下头来看手机。

书架在我的家里一时成了摆设，甚至是多余。家里人还声称要把我的一些书当废纸卖掉，将书架的一部分改成衣柜。

2017年似乎吹来了一阵清新的读书空气。中央电视台办起了“朗读者”这一栏目，第一期邀请了著名企业家柳传志、知名演员濮存昕、世界小姐张梓琳等人物参加。看来是要提高人们的读书热情了，因为毕竟“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一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著名主持人董卿主持第一期“朗读者”的时候，台上的背景就是一个莫大的装满浩瀚书籍的大书架。媒体说她“穿一套粉红色的西服套装，神精气爽，美到了灵魂深处”。我想，这里说她美，恐怕还不仅仅是她的外表和着装，更重要的还是那气势恢宏的书架背景、她内在渊博的知识以及这个影响深远的读书节目，毕竟“腹有诗书气自华”呀！

幸亏我的书架还在，书架里的书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