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两位学者武田雅哉与林久之合著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李重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11出版），是近期比较引人注目的引进书籍。作为中国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史的研究专家，武田雅哉负责撰写上卷，即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前史和清末民初的科学幻想文学史，民国之后直至20世纪末的内容（即下卷）则由担任日本中国科学幻想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林久之负责。这部作品的重点并不是比较文学研究，挖掘的理论深度略显不足，论述主要集中在现象和事迹，写法上有点接近报告文学的体裁。

“科学”的诞生，其实并不久远。1834年，博学的英国学者威廉·休厄尔在《书评季刊》上为玛丽·萨默维尔的著作《论物理科学的关联性》（On

The

Connexio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撰写书评，造出了scientist（科学）这个词语。不过，人类探索世界的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想象，已经存在很久了。武田雅哉的讲述就从古老的《山海经》说起。

当然，从《山海经》到《博物志》《搜神记》，乃至《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充其量只是一些有幻想意识的作品或志怪小说，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幻想文学”（science

fiction，本书简称SF）是有距离的。武田雅哉解释，使用“SF”这个词，是指近现代产生或者“发现”的一种文学类型。“科学”作为一个舶来词，中国的科学幻想文学创作肯定受到西方意识的影响，但它仍然具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本土特色。

在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发展的两个高峰期，即清末民国与20世纪80年代，这种吸收外部影响又保留传统的中国特色，表现得尤为突出。

上卷除了对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前史与萌芽的简要梗概之外，主要分作清末民初与民国的科学幻想文学翻译、科学幻想文学创作四个部分。为什么这个时期要突出翻译呢？开眼看世界，首先要知道外界是怎样的。比如，1900年凡尔纳作品来到中国，引发了中国人对潜水装置、宇宙旅行等西洋科技的向往，被阿英列为“清末四大小说家”之一的吴研人，在1907年创作的《新石头记》里，就让宝玉驾驶着被称为“飞车”的飞翔机、鲸型“猎船”，经历了各种新奇的事物。这个时期大量涌现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作品，难免要在神怪与科技之间摇摆，也会有各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寄托了小说家们的向往和忧思。

《新法螺先生谭》的作者徐念慈曾写道：“月球之旅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这句话点出了当时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创作的几大主题和创作宗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以提高军事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这也是作者赞誉梁启超《论小说与中国群治之关系》等文章的目的。梁氏的发言虽非针对科学幻想文学，但确如其所言：“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科学幻想文学是“新小说”的一股新锐力量。

下卷内容比上卷松散。清末民国是一个求知的喷涌期，能够比较集中地呈现。但在下卷所处的时代里，虽说新中国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汲取了各种新技术、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也有《梦游太阳系》《征服月亮的人们》等雄心壮志的科学幻想文学作品，但人们大搞建设的劲头不允许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无用”的幻想和文学创作中，所以在一段时期内显得凋零萎落。直到80年代，经历了长久的压抑之后方才迎来了又一次喷涌。叶永烈创作于1978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时代的先声，这部作品掀起的少年儿童科普读物的浪潮，至今让人惊讶。这个时期还大量出现了如《飞碟探索》《智慧树》《科学文艺》《科幻世界》等刊物。这也是中国期刊一个值得纪念的黄金时代。与清末民国时期的启蒙性质不同，这一次的科学幻想文学高峰期主要表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准备用自己的双手迎接“四个现代化”。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的写作，终止于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鼓舞人心的报道。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都知道，在新的世纪里，出现了譬如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等优秀作品，意味着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创作日益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