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多一点，马教授的回信来了：“惠书及大作《〈天问〉释义》收到已久，因俗事丛脞，及今始复，甚歉。”

我不认识马教授，读了这几句，猜想他老人家肯定是个和善人。

接下去，马教授写道：“今夏因受人之托，曾读阁下《离骚》之论释一篇，甚讶阁下僻处山村，而能博涉群书，时有会心，曾极称于当道，后闻所言不用，不胜惋惜。”

又是无巧不成书！我那篇得分很高的《离骚》原来就是马教授审查的。凭着这点先入之见，我这次寄去的《天问》，大概也不会给分很低吧。

下面的话，就是对《天问》说的：“我少年时虽涉猎《楚辞》，然已不留意三十余年矣。故于大作所论，不敢妄加评议。诵读之余，但觉其中胜义甚多，如释“重泉”为“地牢”，释“勤子”为“贤子”，释“前腹”为“鸿胪”，释“易旅”为“变易常道”等，皆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说。”

奖掖之情，溢于言表，让我喜出望外！

另一篇即《〈离骚〉释义》，我寄的是四川师院中文系的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教授。

汤教授回信中的第一句话写的是“拜读大作，甚感钦佩”八个字。对于一篇寄自湖南山村中学的小文，连“钦佩”二字也用上了，可见汤教授当时的兴奋决不下于马教授。

接着，汤教授就写了他所以如此兴奋的理由：“因为在大作当中，有不少新的见解，如“封狐”、“鸷鸟”、“女媭”、“崦嵫”、“羲和”，“咸池”、“余马怀”诸条，皆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说。”

又是“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说”，连用词也与马教授如出一辙。奖掖之情，溢乎言表，当然也让我同样喜出望外。

马教授是原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当时的国师中文系，号称“集江南才子之大成”，骆鸿凯就是其中的一位，马教授是骆教授的学生，后来又是骆教授的乘龙快婿。而骆教授呢？“出蕲春黄氏之门”，“邃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骆著《尔雅论略·校读后记》）。黄氏者，近代著名的章黄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黄侃也。由章而黄，由黄而骆，由骆而马，一脉相承，足证马先生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雄厚根底。

汤教授青年时代，即考入“章氏国学讲习班”，研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是章黄学派祖师太炎先生的及门弟子，嫡传弟子。根底之深、之正，尤可想见一斑了。

马、汤二教授学有师承，传有家法，对拙撰《离骚》《天问》两篇《释义》的分析与评说，当然都会遵循“师承”与“家法”而严格立说。即使与外人讲点情面，偶而有所敷衍。但关节之处，应该说是绝对不可能含糊其辞，虚与逶迤的。

事实上，两位教授的确都有很高的人格修养。一方面，他们热情地肯定了我已经取得的某些成绩，另一方面，他们也直指了我的不少缺点和失误。如我说：“《说文》谓絇从勾声，读若鸠，是勾孳乳为丩。”马教授即指出：“此处似不宜称孳乳，而当谓是古音幽候相通，即章氏所谓旁转也。”汤教授也指出：“支虞旁转”，“歌麻合韵”，与古韵标目习惯不尽相合等问题。

1985年9月23日，马教授来信说：“我觉得你似乎搞得杂了一点。你慎重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比较长远的研究目标与范围，有计划地、比较深入地探索，并写一两种成系统的东西。”

学问之道，一要深入，二要成系统，蜻蜓点水，看似全面开花，实则一事无成。

遵照马教授的指示，我收紧放心，不作鲁迅嘲笑过的那种“以创作丰富自乐”的角色。先抓住《九歌》问题，坚持数年，写了十篇论文，虽然现在尚未结集出版，但除一篇之外，均已公开发表，等于已经出版。还有《〈九章〉考论》，我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草稿，限于时间和精力，暂时难以如愿完成。但这个集子，不是马教授的精准提示，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我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去呢！既然已经开始，我就不会放弃。天假我年，楚辞学史上未必不会爆出一段“小器晚成”的佳话来！

汤教授对我也有同样的指示：上信中说：“我个人的总看法，你的基础很好，学习亦很努力，尤其可贵的是不为前人所囿，而敢于大胆创新。因此，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把全部楚辞逐句加以推敲，有了心得，就写成一条，积少成多，写成专著。”

读了这些话，我自然想起章太炎先生当年告诫汤教授的话：“治学要有独到之见，只是重复前人成说，于学术发展有可贡献！”（汤炳正《屈赋新探·后记》）汤教授以章先生要求他的话来要求我。我何人斯，敢不努力。

2012年，我把过去写的《〈离骚〉释义》与《〈天问〉释义》两篇，加上后来抓紧完成的《〈九歌〉释义》与《〈九章〉释义》一共十多万字，作为《屈原综论》的第一部分交付出版了，了却了汤教授生前精准提示的一桩拳拳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