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红楼梦》二十二回中贾宝玉陪着老祖宗和众姐妹看戏，宝钗点的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戏中鲁智深所唱《寄生草》唱词。贾宝玉听了，心生感慨，回房写出《寄生草·参禅偈》道：“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戏中鲁智深所唱的曲子与宝玉作的《寄生草·参禅偈》，都是在现实中“碰壁”之后，想用逃避现实的方法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破坏佛门清规的鲁智深和不遵守严格家教的贾宝玉都不为周围的人们所理解和包容，所以，曹公以鲁智深作为触发贾宝玉“禅机”的诱因，这两部作品的艺术形象因此关联起来。

我少年时代开始阅读演义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都读过多遍。要说四大名著里的人物，最深入我骨髓的还是这两个：鲁智深与贾宝玉。

中国封建社会对女人特别残酷，在那样的制度下，恐怕很难寻觅到一个男性不是夫权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无论罗贯中、施耐庵，还是吴承恩，从他们的作品中，都体现男权至上的观点。《三国演义》写的是雄主名王、谋臣勇将之事，攻城掠地、纵横捭阖之心。《水浒传》写的是草莽英雄、江湖豪杰之事，仗义行侠、报仇雪恨之心。《西游记》写的是神仙佛人、妖魔鬼怪之事，诚心意坚、因果有报之心。那里没有女人的容身之地。貂蝉不知所终，刘安的妻子成了刘备的口中食，潘金莲、潘巧云是淫妇的代名词，即使有三位入伙的女性，要么是雄性化的母夜叉，要么是形同木偶的失心人。《西游记》里的女性则干脆都是妖怪，最终免不了孙悟空一棒。《红楼梦》写的是花季少女、薄命红颜之事，我为卿狂、不离不弃之心。只有《红楼梦》，既是女性的悲歌，也是女性的颂歌。对女性的尊重，就是对人性的尊重，从这一意义来说，曹雪芹的思想境界是远高于另外三人的。

一部《水浒》少英雄。武松是冷血杀手，李逵专门吃人肉，董平是杀岳父全家的宗师，石秀天生就仇视女性，那些所谓的梁山好汉一个个都是豺狼本性。不过，施耐庵虽然对女性的打压非常严酷，但他却塑造了唯一的一条尊重人性的好汉——花和尚鲁智深，这是我认为《水浒传》高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重要依据。从这一点说，鲁智深与贾宝玉的艺术形象是相通的。

我读《红楼梦》较晚，理解也更粗浅，如果不是鲁智深的唱词，我是很难将两个艺术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两个艺术形象乍一看去，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

先看长相，贾宝玉是女性化的外表，面如美玉，唇若施脂，顾盼多情。鲁智深则是员猛将，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身长八尺，腰圆十围，络腮胡子如乱针。再看出身和文化品位，贾宝玉是侯门少爷，神童出身，诗词歌赋无所不精，整天在脂粉堆里厮混，莺歌燕舞，除了女孩，不知道世界为何物，钟情女子无数，最爱黛玉。鲁智深则是一介武夫，彻底的文盲，从不拈花惹草，只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至死是个童男子，可恨施耐庵竟然给了他一个“花和尚”的绰号。我想，这个“花和尚”不仅指身上的刺绣，更应该是“护花和尚”的意思吧。

但是两人又有很多相通之处。一个是赤瑕宫“神瑛侍者”，一个是天宫星宿。一个衔玉而生，几次梦见太虚幻境，最后随一僧一道隐遁；一个先遇见得道高僧，后又遇见圣僧罗汉，最后身化菩提。两人最相通的，是对女性的尊重，也就是对人性的尊重。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并不是来自理性的认识，而是来自直接的感受，他对那些玩弄女人、奴役女人的“须眉男子”深恶痛疾，是一位“为伊生，为伊死，为伊奋斗一辈子”的情天大圣，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行事也不够果敢与彻底，终于没能解救一位女性。鲁智深对女性的尊重则完全出于本能和侠义本性，他视一切女性如母亲和姐妹，行事果敢与坚毅，一路行来，解救女性无数。因此鲁智深是高于贾宝玉的。

《水浒传》中人物对待女性的态度，一般有两种，一种就是荒淫好色、以玩弄和侮辱女性为乐；另一种就是主流好汉们，有强烈的憎女情结。鲁智深是一个深怀悲悯的人，他的言行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台湾学者乐衡军在《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中写道：“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只要是弱小的被欺压的人，他总是毫不犹豫就出手了。他尊重女性，但同时又在女性身上没有任何心思。他救金翠莲，救刘太公的女儿，救林冲的夫人，一句“阿嫂可好”，让人感觉到温暖而别无猜忌。鲁智深不信佛，但那与生俱来的高洁品行，分明就是佛的化身。贾宝玉最终遁入空门，终于什么都成了一场空。

《红楼梦》里，千红一窟，纵然有一位贾宝玉，只能为薄命册谱一曲悲歌。如果说女性的天空里有天堂的影子的话，这位天使就是鲁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