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一样，过去邵阳人（旧称宝庆）外向发展的路径是上汉口。因汉口乃“九省通衢”之地，邵阳有江河顺流而下直达之便。

邵阳人早在明代就在汉口建有商埠，至清乾隆期越来越多，但很零散，特别是没有自己的固定码头，生意总是受到制掣，做不大。至嘉庆初年，邵阳人在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开建了宝庆码头。由于宝庆码头地理位置优越，故常引起其他省商帮的觊觎争夺，加之邵阳人返乡往返时间长，又没留专人看守，宝庆码头经常被别人霸占。为捍卫宝庆码头的权益，历史上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争夺战。第一次发生在嘉庆中叶，邵阳帮与徽帮发生了激战，正巧新化（时属宝庆）籍翰林侍读学士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徽帮阻其座船靠岸。此事惊动了巡抚衙门，经刘光南斡旋，最后以射三箭的方式，划定了宝庆码头上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刘光南亲书界牌，官府具文存档，指定何元仑等人看守码头。这三箭之地奠定了宝庆码头合法地位。第二次激战发生在咸丰六年（1856年）。时湘军正与太平军在湖北境内激战，湘军将领刘长佑（新宁人）刚克复袁州（今宜昌）升任湖北按察使（正三品），邀请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时湘军著名将领）到宝庆码头，湘军两位大将在宝庆码头把酒临风，两旁兵将如林，盔甲闪闪，战马啾啾，旗帜猎猎，其势其威，足成震撼，史称“丙辰盛会”（1856年是农历丙辰年）。会后时宝庆会馆首任会长何元仑趁势主动出击徽帮，获得大胜。此役后将宝庆码头的势力范围扩大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将原地盘翻了一番，成为最鼎盛时期。徽帮两次武斗不胜，第三次改成文斗。1889年，徽邦倚仗李鸿章，想以权势压人，暗中买通汉阳知府程庆煌。程庆煌派人到宝庆码头拆房子，想把邵阳人统统赶走。邵阳人便集合人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程大怒，要严惩邵阳帮。这时邵阳帮里有个叫彭澧泉的，献计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程庆煌受贿，并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蒯德标因此要庆煌慎重审理。程不敢再有偏袒，便想出一个极残忍的手段来判定码头的归属。他找到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声称只要哪一帮中有人能穿上红铁靴走上三步，该码头即归该帮。徽邦没人敢应战。而邵阳有个理发匠自告奋勇站了出来，穿上红铁靴走了五步后倒地，程只得将码头判给了邵阳帮。因邵阳帮殴打官差一事，彭澧泉被收押顶罪，后彭死在狱中。1892年，宝庆会馆为纪念死于码头争夺的彭澧泉和理发匠两人特意修建彭公祠，选址在现公坪巷25号，后毁于抗战。这就是极具传奇色彩的邵阳人“打码头”故事。

说起汉口宝庆码头，必不可少毛板船。毛板船，每船用30根左右大树捆扎而成，由5至8人驾撑，可装载5吨左右货物，每年趁5月到6月的桃花汛下水，每次下水都有30至50条船，一路劈波斩浪，滔滔荡荡，蔚为壮观。遇激流险滩时，从所有撑篙人中选出最具实力的数十人实行接龙抢渡，费用均摊。到了目的地，卸下货物，把毛板船拆了，用树皮做顶，圆木做墙，在码头搭建临时住房兼商埔，从外向里卖木材，卖完后背上银子轻装回家。撑船人一路斗滩战险，命悬一线，葬身激流者不计其数。邵阳人曾长青先生曾以毛板船为题材写了一篇长篇小说《血舟》，开篇第一句即道出其凶险：“撑船人死了没埋，挖煤人埋了没死。”宝庆人就是用毛板船源源不断地把当地盛产的竹木、煤炭、土纸、茶叶、桐油、生漆、生铁和锑矿等物产运到汉口，获利很丰。邵阳人依此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为了“汉口最大、最好的码头”。

汉口宝庆码头共存续长达有300余年，盛期达100余年。据1937年的档案记载：邵阳销往汉口的大宗物资成交金额合计达42余万两银元，汉口的邵阳人达8万余众。至今汉正街仍有宝庆正街、宝庆社区、宝庆巷、宝庆码头等地名，永久地打下了邵阳的历史烙印。

“毛板船”“打码头”是邵阳人当年在汉口的名片，“宝古佬”的名声和精神也由此远播。武汉不少典籍记载：邵阳人“地接溪涧，好勇尚俭”，“其人尚气而贵信，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不佻”。还有一首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十个湖北佬，顶不上一个宝古佬。”湖湘文化中评价宝庆码头：“这是湘商的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即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湖北地方史专家徐明庭先生也评述：“宝庆码头是武汉码头文化的典型代表，特别体现出了邵阳人坚毅强悍和抱团发展的精神！”

民国时期汉口宝庆码头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