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离骚》开篇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关于皇考伯庸，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云：“皇，美也。父死称考。《诗》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这一说法在清代以前很少有异议。

近代学者王闿运在《楚辞释》中说：“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己体国之义也。若以皇考为父，属词之例，不得称父字，且于文无施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吉城、闻一多、陈直等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赵逵夫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伯庸锁定为西周夷王时的句亶王熊伯庸（《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学界信从此说者不少，楚辞学专家汤炳正前辈给予此说高度评价，认为赵氏之说获得历史性的结论。笔者认为，赵逵夫先生的观点值得关注，但并非是历史性的结论，这一问题仍可继续探讨。

《世本》云：“（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庸，为句袒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就章王。”《大戴礼记·帝系》：“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戚章王。”《史记·楚世家》记载得更为具体、清晰，周夷王时，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乃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楚世家》说熊渠长子为毋康，亦有说康的，或谓康前省毋字，或疑康前夺毋字，《帝系》说是无康，无、毋音通，二者是一致的。赵先生认为“庸”“康”形近易混，“无康”“毋康”，推其本源，当作“伯庸”。赵先生所说的情形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古文献中确有许多庸、康通用，或形近而讹的例子，但赵氏所涉材料把“毋康”讹作“庸”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大戴礼记》与《世本》均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文献，史料价值同等重要，太史公是见过《帝系》，亦见过《世本》的。《史记·五帝本纪》：“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汉书·司马迁传》：“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熊渠长子毋康，“康”字《帝系》与《楚世家》记载一致，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不必怀疑具有实录精神的太史公的记载有误。

赵氏把熊渠征伐和分封三子之事相联系，说“根据《史记》的记载，分明是熊渠伐庸取胜，以‘庸’名其子，以旌其功。”“熊渠以被降服的国名作儿子的名字，正表现了他克敌得地的心情。”先秦时期，确有婴儿初生时不正式取名，待以后发生某件大事时，再以此事名子的情况，所谓“待事而名法”。《左传·定公八年》：“苫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事实上，《楚世家》把伐庸的背景交代得很清晰，“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史迁之意，伐庸之时，熊渠已有三个后代，事成之后，都被封为王，这是明白无误的。如此一来，熊渠长子不存在“以‘庸’名其子，以旌其功”的问题，若是说其为长子更名为“庸”，必须作出明确交代才能取信于人。

熊渠给儿子命名“毋康”的用意似乎有迹可寻，《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这些诗句与“毋康”的命名似乎有某种联系。长辈给后代取名时寄予后代以厚望，取名以明志，似乎含有希望后代奋发进取，不要贪图逸乐之意。《楚世家》记载熊毋康为熊渠长子，毋康死得比其父还早，虽生前被封为句亶王，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乏善可陈，徒有长房的虚名，退一百步，就算句亶王是伯庸，屈原难道会崇拜这样一个平庸之辈吗？难道会对这样一个碌碌无为且又早死的人念念不忘吗？

“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父死称考”，并引《诗经·周颂·雝》“既右烈考”一句为证。赵氏说：“王逸要说明《离骚》中‘皇考’的含义，却引了‘烈考’一句而不引‘皇考’一句，正见他成见在胸。”在金文中，“皇”像光芒四射之状，有光、烈、盛、美之意。“烈”可作泛指的赞美之词，如《逸周书·祭公解》即云“弘成、康、昭考之烈”，《诗经·周颂·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郑玄笺：“烈，光也……光明之考与文德之母。”朱熹《诗集传》：“烈考，犹皇考也。“在该诗中“皇考”与烈考所指相同，理应出—辙。李零说：“古代器铭追怀先人，每于祖考之字的前面以‘高’、‘亚’、‘皇’、‘文’、‘桓’、‘烈’等字，进而发展为固定的系统。”（《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因此，赵氏指责王逸的引文有成见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赵氏说，“《雝》诗《毛诗序》说为‘禘太祖也’，鲁韩二家之说同。《雝》中有‘假哉皇考’一句，皇考指太祖。”太祖又叫大祖，毛传云：“大祖，谓文王。”《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载，刘向上封事谓：“文王既殁，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有来雍雍……天子穆穆”出自《周颂·雝》，据其所言，《雝》诗应是武王、周公所用之诗，该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文母”，并且祈求“皇考”能够“绥予孝子”，“皇考”在此诗中取亡父之意，毋庸置疑。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此武王祭文王之诗”，“皇考”指文王，“孝子”指武王，“烈考”，犹皇考也。程俊英的《诗经译注》、金启华的《诗经全译》等均采用刘向之说。《周颂·闵予小子》，其抒成王在父亲武王新丧中的继位之情，以“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之语，吐露出虽然悲痛却又颇有节制的哀情，“皇考”亦是取亡父之意。

赵氏说，“《离骚》中说的是皇考，从‘皇览揆余初度兮’一句看，能单独用一个‘皇’字指称，理解为太祖即最初受封之君，要合情理些。”

上述赵说，揆诸文本，殊为不妥。古人删字就文，往往不拘，详文势，揆文脉，审文意，“皇”应是“皇考”的省称，上文“朕皇考曰伯庸”，下文紧叙“初生之事”，此处“皇考”，应指亡父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