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京城后，曾国藩到底有没有去过高坪峪里，成为偶尔浮在我心头的一个谜团。一次闲暇，复想起国新老师所提之事，正好刚研究了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日记》。心想林则徐有日记，曾国藩记日记写家书的习惯更甚，何不也查查曾的日记，岂不是一下子就真相大白？当即直赴国家图书馆，三下五除二地找到了《曾国藩全集》，细细研读其日记篇，赫然在其道光十九年九月的日记中真写有“由窝山行十二里，至采莲曾祠，路甚崎岖”的记载，也就是说，曾国藩到过高坪峪，的确是千真万确，确有其事！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而来？为何要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几百里到这古梅山地域的高坪峪里走一趟呢？《曾国藩全集》基本解开了所有的悬疑。

在《武城曾氏重修族谱原启》中，有曾国藩这样一段原话，足以反映曾对家族家谱事业的重视：“一氏中，仅知近祖数代，而不知所自出，是谓忘祖。即知发源之祖，而不能记一本之裔，是谓忘族。忘族则将途人呼骨肉，忘祖则等拜墓于汾阳，皆非仁人孝子所忍出。”大概意思就是人不能数典忘祖，那种忘记出身、乱攀宗族的行为决不是仁人君子所为。所以“振兴家族，妥佑先灵”可谓是一代名臣曾国藩早年家国情怀最基础的体现。

所以曾国藩去隆回新邵交界处的高坪峪干嘛去了？去会族人，调族倡修族谱去了！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京城会试，中第38名贡士。四月殿试，又取三甲42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深造。衣锦荣归之后，曾国藩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与父亲一道在籍倡修《曾氏族谱》，而且要大建曾氏宗祠。

曾国藩属于行动派，一旦订了计划，很快便亲自付诸实施。道光十九年全年，曾国藩基本都在为筹备赴京城的银两与修谱这两件大事忙乎，为此还远赴衡阳、邵阳、武冈、隆回、新化、蓝田、湘乡、宁乡等曾氏族居地访问，一边调族一边也兼着赚点银两以补贴赴京路费及家用。

正式全力以赴为修谱的事张罗，严格来说是从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虽然此前也曾在湘中湘南走访了几个月，但多有化缘交友理财等多件杂事，如“在梓门桥与朱尧阶当朱良二田”，其中一名老佃户反悔，阻曾家田地的新佃户耕种，曾国藩愤然将其“带上永丰分司法处禁”等等。直到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曾国藩才正式在家“与叔父为修谱事清查源流”。二十八日，又“为修谱事约族人同至公屋议清”。

由此，曾国藩倡导大修曾氏族谱事宜开始进入全力发动阶段。次日便“作书与曾传球、曾希六、曾大启”。到七月初二，又“遣人走衡阳、清泉、耒阳各处”曾氏同宗房室送信，“又遣人走宝庆各宗人处，作书与曾毅然”。

这样发动大约一个月左右，曾国藩开始坐不住了，“自六月廿二日到家，至是将一月，在家无所事事，悠忽迁延，诚为玩愒”。自己是要很快到京城赴任的，光这样坐在家中干等不是办法，七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开始启程，“由家走文吉堂”，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调族之旅。

经江岭、丹家井、牛克祖宗祠，八月十二日，曾国藩到达宝庆府即今天的邵阳城。在这里，曾国藩有一次大显同宗情谊的表现。十七日，了解到宝庆营中有一位叫曾国正的同族人，“其父故衡阳，随母至湘乡”，后来又流落到宝庆，“余因修谱事，踪迹其源流，悯其孤苦，因教之勤俭忠信”，于是专门“复至两营及协镇都督处”，向相关领导打招呼，希望他们对这位同宗多多关照。

如此在宝庆城盘桓了五天之后，曾国藩冒着大雨奔桃花坪（今隆回县城），走武冈，转洞口高沙，终在九月初五至“邵阳四都”，即隆回四都。初六日，曾国藩再从四都出发，行四十里到达高坪峪里的窝山，查看了曾祠，调了当地的族谱，并在此住了两宿。具体还干了些什么，日记中没有记载，只记录初八日“饮窝山曾拔朝房家”。这个曾拔朝何许人也？为何曾国藩独独住在他家去？翻当地曾氏族谱显示，曾拔朝名兴棣，书礼世家，嘉庆十六年的秀才，按辈份比曾国藩还高两辈，在当地曾氏中算是旺族，系民国时期湖南民政厅代理厅长曾晓岑的祖先。曾国藩好交文友，又是有身份之人，自然是不会住到一般的百姓家里去，遇曾拔朝饮酒对弈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民间传闻，曾国藩在此曾见一九龄童抱柱而转，便出上联：“手抱屋柱团团转。”幼童答：“脚踏云梯步步高。”惹得曾国藩暗暗惊叹，这穷山沟里果然是人才济济，文风鼎盛啊！

可惜，那座曾国藩到过的曾氏祠堂，却于文革中被拆，建成了后来的高坪皮鞋厂，曾当年在窝山宗祠的行动就无从考证了。

窝山之后，曾国藩又行十二里，到采莲曾祠。这座祠堂属今隆回县罗洪镇的采莲村。经今隆回县高平镇的窝山村到罗洪镇的采莲，海拔逐渐升高，梯田阡陌，山路九曲十八弯，当时的交通条件给曾国藩留下“甚为崎岖”的印象。但由于窝山与采莲数百年来一直是曾氏族人的聚居地，与双峰曾家上溯数代系出同门，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曾会不辞辛苦专程来窝山与采莲走一趟了。

初九日上午，曾国藩到达采莲曾氏祠堂，并在那里歇息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当地至今仍留传说曾国藩当地与童子对对的故事。据一位叫曾昭葵的退休老教师讲述，曾国藩到达时，采莲曾氏宗祠正在修天井。该祠附有一学馆，曾国藩见一学童眉清目秀，聪明乖巧，命为其点火吸烟，并戏谑道：“小弟，汝能对对否？”学童爽快回答：“能。”曾国藩即景出上联：“点火吸水烟，水火既济。”该学童环顾正在修建的天井，悟性顿开，随即答曰：“就地修天井，天地同流。”曾国藩大为赞赏，问其班行，没成想学童反而长曾国藩一辈。曾国藩且感且惭，说：“请小叔子善自敬业，功名指日可待也。”据说该学童姓曾名嗣旦，时年仅九岁。

曾国藩好写对联，每到一处，必留对联等墨宝数付，采莲祠堂概莫能外。据说当年曾国藩曾为采莲曾祠亲笔题写一块大匾，可惜后被当地采莲小学拆做大黑板使用，其上字迹早已荡然无存。而曾国藩当年留宿过的采莲宗祠，如今也仅存破旧主堂一间，其余天井附楼均已被毁。曾后来贵为湘军统师后，后人为了纪念曾国藩到此一游，专门在祠堂上书写了“国藩第”三个大字。据采莲村八十四岁的曾双发回忆，他小时还曾亲眼见过这块写有“国藩第”字样的牌匾，无奈在后来“搞五风”时毁掉了。

离开采莲村，曾国藩经孟公过古塘，入新化县城数日，于九月底终回双峰老家。至此，曾国藩的调族之旅终告一段落。

十一月，曾国藩上京赴任，再次与叔父毓驷到宁乡麻田，“重定修谱事”。此时，曾氏东南两宗，大修总谱，曾国藩特为《武城曾氏催修族谱》撰写文告《启》，文中写道：“饮水思源，以血脉而承道脉，俾圣贤后裔一脉相传而不紊，合族毕举而罔遗，既无忘祖，又无忘族，则笃亲追远之义，于是乎在；光前裕后之功，亦于是乎基矣。”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家族家谱一事的热情。家族是民族的单元，有家才有国，家族意识强则民族意识强，由曾国藩亲临各地偏僻山沟调族一事，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为何能成为一代名臣了！

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