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演义》或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人，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使用单名。例如东汉从光武帝刘秀一直到汉献帝刘协，13位皇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政权的统治者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蜀汉政权的刘备、刘禅，东吴政权的孙坚、孙策、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系单名。至于大家所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庞统、法正、姜维、马谡、魏延、王平、典韦、许褚、庞德、张辽、张郃、徐晃、夏侯惇、夏侯渊、司马懿、司马昭、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程普、黄盖、太史慈、韩当、周泰、甘宁、董卓、袁绍、袁术、吕布、颜良、文丑、华雄、纪灵等，几乎无一不是单名。魏晋名士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全是单名。隐逸之士庞德公、黄承彦、邓卢叙，孔明之友徐元直、孟公威、石广元、崔州平等，都是以字行世，而不是名，例如徐元直名庶，孟公威名建，石广元名韬。

事实上，翻开《后汉书》和《三国志》，整个东汉至三国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由中国姓名史进行追溯考查，不难发现，这300年是中国姓名史上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二字名的有没有？当然有，但极为少见，一般为囚徒或出身低贱的人。例如《三国志·魏书·张燕传》注引《典略》曰：“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可见在山贼群中，常常以某人的相貌、性格等特征为号。那些出身低贱、没有正式名字的人中，也会以类似方式起名。

一般认为，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300余年的单名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王莽篡汉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

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当然也涉及到人名。

《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篡汉后，他的长孙王宗野心膨胀，梦想早点登基，于是偷偷穿着天子的衣服，戴着天子的冠冕，让人给自己画了幅画像，刻了三枚皇帝印章，还与他的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这是大逆不道的死罪，事情暴露了，审查核实，王宗自杀了。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制作就是法令，王宗原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依法令后改成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王会宗。从这道命令可以看出：王莽执政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但是人犯罪后，就得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一旦犯罪就得用二字名，谁愿意自己是囚徒？二字名就成为耻辱符号。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使用单字名的习惯。王莽政权很快作古了，但人们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很长时间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二字名是不光彩的事。

另外，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东汉、三国、西晋300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自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的，崇尚单名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却并不禁止二名。

同时，汉魏时期盛行单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了便于避讳。秦汉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地位，皇帝一即位，就必须避讳。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封建皇权的专制淫威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秦汉以来避讳制度越来越严密，这就势必产生了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宫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和冷僻字取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这样一来，从高官贵爵至士农工商，为了既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