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yferth，1962－），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现代史专业副教授，东亚语言文明系系主任。该书获得2011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奖”。

这种小范围的实地考察，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是一种常用方式。正如费正清在《江村经济》中转述雷蒙德·弗思所言，应当“以一个村子作研究中心来考察村民们相互间的关系，如亲属的词汇、权力的分配、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皈依以及其它种种社会联系，并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附近的临近村落以及市镇”。艾约博的《以竹为生》显然也是严格遵循了这种调查步骤，并且相当成功的作品。

与中国的大部分农村相似，夹江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动荡。当然，夹江有它的特殊性，该地的发展与一项传统的手工技艺——造纸，息息相关。

作为造纸大国，从古至今，中国出产过多少种手工纸张？艾约博就夹江县手工造纸的方法做了忠实的还原。72道“手脚”，“蒸活儿”和“抄纸活儿”，竹子的生长要求，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艰苦的工作环境……造纸是一项复杂，有精细劳动分工的高技能工艺。相应的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相应的生活节奏和价值观，表现与这种技能相联系的乡村生活方式。

手工造纸对技能的要求极其严苛，因此这种技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被严格掌控的。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纯然出于男女的体力差别，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家长制权威必然成为主导力量。妻子和女儿通常只能接触到比较边缘的工种，无法拥有家庭作坊的承袭资格，只有女儿的家庭可以招个上门女婿，但倒插门女婿的地位类似嫁入男方的媳妇，同样无法接近技术的核心区域。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是过继，通常只发生在亲戚之间，体现了一种由强有力的血脉联结的亲属关系的集体特征，反映持久性结构原则的中国乡村社会事实。

父系纽带和宗族范式维系了亲属群体的固定规范、法则和道德期待。这是属于内部范畴的性别与技术的宗亲控制。商品生产和市场行为需要超越传统亲属纽带和村落边界的关系。一个人的外部关系以及朋友关系的数量因而成为乡村人际中社会资本的显著标志。四川当时遍布的“袍哥会”，就是定期交流接触的互助网络和重要渠道。作者调查所得，在夹江县，五分之一的人都是袍哥会的成员，大部分官员、军人和商人都加入了袍哥会。此外，蔡伦被尊奉为造纸业保护神，“蔡伦会”这样的宗教组织是夹江社会群体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享有组织庙会、裁决民间纠纷等威望和权力。

这种相对稳固的乡村秩序是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原则。当然，这种理念本身也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一些从前不重要或者隐蔽的因素后来逐渐突出。比如，乡村产业中女性和年轻人的积极作用。就夹江手工造纸业而言，两个重要的历史关键点：1949年后的社会实践和1978年之后的市场导向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动。

通过行政手段和政治运动，国家在消除组织性的宗族行为方面相当有力，撼动了手工技能中渗透的传统亲属意识形态的基础。国家也致力于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袍哥会等旧式帮会杳然无踪，集体生产、供销合作等代替了小作坊的家庭劳作，但从经济角度来讲并未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反而一度陷入凝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夹江造纸业的复苏与1978年李先念（当时主管经济规划的副总理）的批文有关。重新回归到家庭作坊，换工与互助再度成为夹江人的生活常态，纸张贸易和乡村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流动而趋向活泼。加速发展的商业化进程，为村民们尤其是乡村的年轻人创造了新的生活向往。造纸业的差异性逐渐显现，机械化大生产裂解了手工业所依赖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个体的经济力量替代了辈分和年龄序列成为社会等级的新基础。新的财富群体的出现，似乎也拉大了不平等的差距，以亲属和宗族关系为中心的乡村手工业需要在新旧秩序之间寻找平衡。作者以石家人为例，呈现了一个家族的生活轨迹，最终他们以碑文的形式重新确立：祖传的技艺应当为后代所共享，不应该被少数富人所操控。

本书以一个村庄为切口，记载了一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乡村手工技艺的变革。作者深入当地的社会活动，在线性的梳理和横向的展开中呈现了夹江的生活图景，不过他采用的仍是外部的视角，这从大量引用的西方社会学家的经典语录就能看出他的思维。我们从这部著作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民族志书写中以个体带动整体观察的好处，与此同时，应当注意，这种方式对历史的成因有所忽视，这是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的局部观察，因此，夹江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但至少它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以及可供比较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