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考入武冈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六师有个师生共同组建的“怒狮剧团”，大概因为我在讲演与歌咏比赛中取过名次，主持剧团工作的陈斯萍老师以为我可能是一块演戏的料，故一心要拉我进剧团。

说也奇怪，演了几回戏，对戏剧的兴趣，居然莫名其妙地在我心中升腾起来了。过了一阵，居然更妙想天开地希望作一个给演员提供脚本的剧作家了。因为这样，故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戏剧方面的书籍，一见到，我就借来读。读完了，我还学着写。边读边写，边写边读，最后，大学者、大剧作家郭沫若先生完全彻底地征服了我。

就在这段疯疯颠颠的日子里，记不住从哪里弄来了不少牛郎织女故事的小本本（我无力购书，估计是同学送的）。有民歌，有弹唱，还有两个小折子戏。凭着这点“积累”，我脑子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摩拳擦掌，正式学起郭沫若来。

原以为写话剧不难，都是平日说的话嘛，编个故事情节，再把场次安排好，一路滔滔，不就乖乖地完事了。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写停停二十多天，回头一看，满意的地方半个也找不出。

后来，我还发现，郭老的每一部话剧后面，都附有一些与剧本有关的论文性质的文字，很吸引我。我既然写话剧《牛郎织女》，当然也少不了要写一篇“牛女故事”的论文啰。

从此，我飞快地掉进了“研究”牛女故事的大窟窿里了！

还是那句老话，“书到用时方恨少”。写论文好像比写剧本更为难。

不过，在剧本写作上碰了钉子，写论文，我却决心顶住。

1952年3月，草就了《牛郎织女故事叙论》的初稿。但所谓初稿，实际是一个详细一点的写作提纲。而且，作为提纲，中间也有不少前后接不上榫的地方。

1953年7月，毕业前夕，洋洋一万多字的正式草稿终于被我拿了下来。

那年，我正二十。“二十而冠”，我给自己戴了一顶“成人冠”，我十分高兴。

这样，说我染指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但这却是多么的“偶然”啊！

文章写出来了，但质量如何，的确毫无把握，想请同学看看，却怕他们嘲笑。想找个老师指导，更怕害了老师。因为中等师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小学教师，一切属于小学老师不应该染指的都是违背培养目的的，是非法的，是要受到严格处理的。我的语文老师张玉玲因为在我的作文本上给了个“成功作家可望也”的评语，涉嫌煽动学生当“作家”，1952年寒假在“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班上就受到了围攻和批判。所以，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在那时，等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讳莫如深还来不及，谁会蠢到向同学和老师去张扬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研究文化这东西好像不再是错误了。于是，我便把《牛郎织女故事叙论》的长文寄给了北师大著名的民间文化泰斗钟敬文先生。

正在我闷在学校苦苦等待钟教授回信的时候，1982年10月16日，一位叫彭燕郊的湘潭大学教授却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上写道：“今年6月在北京……钟老……将尊稿交给了我……因忙乱，至今未能细读。省民协办了个《楚风》，建议写些短些的，有关湖南民间文学的文章，先寄给我，我好向刊物推荐。”

钟老没回信给我，但见了湖南去的彭老，却立马想起了我寄给他的文章。把我的文章转交彭老，显然含有希望彭老助他处理好我的文章的意思。彭老是非常尊敬钟老的。回到湖南，在尚未“细读”我的《牛女叙论》之前，即热情来信约稿了。

我如约送去了一篇“短些的”，就是很快发表在《楚风》1983年第1期上的《从蚕神·紫姑到七姑娘》。这篇小文其实是《牛女叙论》的副产品，但在我的民间文化研究方面，她却是我先《牛女叙论》而发表了的第一篇论文，特别是巫瑞书教授还在他的论文里有过引用，使我欣喜若狂。

1984年3月28日，彭老又来信了：“‘牛女’文已刊出一小半，还有一大半今年第二期可刊出。文章很好，惜太长了。”

一份省级专业性刊物，决定分期连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长篇论文，有人说，这是奇迹。有人说，这是怪事。彭老一概不管，他在“编者按语”中大加肯定地说：“这是一篇经过认真研究写出的论文。”关于“经过认真研究”这件事，我想强调一下的是研究的时间问题。这篇长文完稿于1953年7月，到发表一小半时的1984年3月，时间跨度整整是三十个春夏秋冬。这中间，只要我偶然见到什么新的资料，新的观点，我都会毫不迟疑地把文章找出来斟酌一番，该删的删，该补的补，从来不敢固执己见，固步自封。因此说我这篇文章经过千锤百炼，可能也不为过分的夸张。文章发表之后，台湾洪淑玲先生《牛郎织女研究》专著的一段为大陆200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谈牛郎织女》一书所采用，其中关于牛女故事发展脉络的观点洪说即引自拙文《牛郎织女故事叙论》。想钟教授、彭教授与《楚风》诸编辑知道这件事之后，脸上一定也会绽放出淡淡的笑意来吧。

《牛女叙论》之后，我还写了《孟姜女故事在湖南》《炎黄二帝门外谈》《蚩尤研究》《中国圆文化研究》等，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得到了彭燕郊教授的鼓励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