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回县滩头镇作为全国“七十二古镇”之一，其14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纸文化的历史。她是纸的世界，色彩的海洋。滩头色纸作为“滩头三绝”之一，在清乾隆时期就作为“贡品”进贡朝廷，极一时之盛。而色纸，特别是土红纸，在民间的用途极其广泛，几乎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

一

除了过年，每户人家要贴春联、红双喜字、红喜钱外，日常生活中，红纸也是不可或缺的。去呷酒席要封一个红包给人家，自己家里新添了人丁，“满月”“抓周”时，主人会将红纸在水里浸湿，涂在煮熟的鸡蛋壳上，鸡蛋也就成了红色，再用红纸包好，回馈给前来贺喜的客人们。

我们滩头人习惯把走亲戚叫做“行（háng）红家”，确实是很形象也很贴切的。小时候，乡里亲戚来“行红家”，一般不会空手进屋，总要带上一包桃酥几个鸡蛋，或者是几斤绿豆子和野麦子粉。奢侈一点的，整个包裹都用红纸包得有棱有角漂漂亮亮。寒酸一点的，用废报纸包裹，上面也一律有一块手掌大小的红纸来渲染气氛。而妈妈打发亲戚，或是五块、十块钱，或是一两斤白砂糖，还有几尺花格子布什么的，也一概用红纸包得熨熨贴贴。便是我们去乡下“行红家”，顺便带去三五张红纸，乡里亲戚们也宝贵得不得了。他们会把一张张红纸四四方方折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储存东西的坛子罐里，再把盖子严严实实捂住。等到红纸派上用场的时候，便拿把剪刀剪下一块来，绝不浪费一丁点。

红纸在那个时候算得上贵重物品，听做过挑纸工的爷爷说起，解放前在贵州偏远山区，滩头的贩纸客，曾用两张红纸换来一只五斤多重的老鸡婆。还有的贩纸客挑着百十斤花花绿绿的纸货，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到贵州、云南贩卖，回家算一把账，刨去买纸的成本、路上的盘缠，可净赚七八担谷呢！更有运气特别好的，来回个把月时间，竟赚到了一头大水牛！

中国老百姓对红纸的这份喜爱，其实图的就是个红红火火，盼的就是个鸿（红）运当头啊！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早中期，家乡小镇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成了彩色的海洋。除了贴标语口号要用到色纸，还有贴满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小字报也是离不开纸张的。这个琳琅满目的热闹劲儿，估计全国各地都是。于是乎，滩头的色纸生意便像这里出产的红纸一样，红红火火红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加班加点还供不应求，滩头染纸厂也赚了个盆满钵满。看到染纸厂生意异常火爆，蔬菜场也眼馋了起来，便在我家对面的龙涎溪边建起了一座焙房，里面砌了几个焙炉，做起了刷红纸的跨界生意来。

二

放寒假的时候，我通常会在家拿几个晾了很久的红薯，洗刷干净，便走到蔬菜场的焙房里。外面已然是冰天雪地的数九严寒，而里面却热气弥漫，温暖如春。焙房的东头是堆成山高的土纸半成品，而西头也是堆成山高的花花绿绿的色纸成品。中间一左一右设有两个焙炉，一个刷纸师傅负责一个。焙炉长两米许，宽一米许，高约80公分，炉内有两坨煤炭火，炉面覆盖一张耐高温的石棉布。焙炉正前方两尺许，设有一个木台子，台子正中是两三刀（一刀一百张纸）待刷的土纸，右手边靠近纸的地方，固定了一口中等大小的铁锅，锅内盛满了调制好的染料。

进得焙房，首要的任务是将红薯交给刷纸师傅，他会掀开石棉布，把红薯放进焙炉内燃烧得正旺的煤火旁。然后我就拿几张废纸垫着，一屁股坐在东边柔软舒适的土纸堆上。

冬天来焙房免费取暖的人很多，各色人等都有。我呢，或翻看一本破烂得像油渣渣，已弄不清书名的小说；或听几个落魄的读书人讲“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的故事；或听“滩头的阿炳”——瞎子刘波波（“伯伯”的方言读音）边拉二胡边唱《刘海砍樵》《打铜锣》《补锅》等花鼓戏。

刘伯伯其时40来岁，中等个儿，身材魁梧，天庭饱满，面色红润，他梳着西式分头，头发乌黑油亮，衣着也干净得体，常年穿着一双老式牛皮鞋，寻常日子靠给十里八乡的乡亲算命挣来“银两”。

最让大家叹服的，还是他拉的二胡和他的唱功。他一把二胡在手，拉得如歌如吟、如泣如诉，可谓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不知赚了多少女人们的泪花花！若是瞎子阿炳和他同台较技，只怕也是难分伯仲，因此有“滩头的阿炳”之称。他还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字正腔圆，中气十足，且略带磁性，韵味无穷。更神的是他还能反串女声，也唱得清丽婉转，一波三折，如黄鹂鸣柳、乳燕归巢，叫人莫辨雌雄，叹为观止！就如上面说的花鼓戏《刘海砍樵》《打铜锣》《补锅》，都是他一人拉琴，一人分唱男女声，当时十里八乡的人几乎都听过，至今还赞叹不已！

……

大约个把时辰后，烤红薯丝丝缕缕的香气，从烘焙炉里悄悄逸出，直往鼻孔里钻，刺激着人的食欲。掀开石棉布，取出烤红薯，一个个外皮焦黄，还吱吱往外冒油，递给刷纸师傅一个，自己拿起一个，一口咬下去，满嘴香甜，真是好吃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