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城步苗疆远僻闭塞、刀耕火种；现在，这里妙曼如仙境，令人神往！假如你按下云头，降落武冈机场，再沿着玉带飘飞的高速公路穿峰过寨，去到那元明时代的五峒苗疆，这里厚重的文化、荟萃的人文、独特的苗风，都会让你如蜜在心、流连忘返；这里古老而凄美的故事，更会让你梦萦魂牵、一生难忘。

读完《先河》才明白，这个风光迤逦、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原来正是中国“改土归流”第一县！

“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司自治为流官管理。这项始于明代中叶的政制改革，对加强民族团结、强化国家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么，城步的“改土归流”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呢？

明弘治十四年（1501），湖广布政使司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市）岷王霸民田、藏甲兵、图皇权，引发时属武冈州管辖的五峒苗疆的大规模反叛，这就是著名的“李再万苗民起义”。那时，在湘桂黔边区的广袤地域，苗人、藩王、皇帝互相利用，明争暗斗，纷繁角逐。朝廷暗助苗人灭岷王，又敕大军平苗叛，并废除千百年来的土司制度，设置了城步县，开了中华五百年“改土归流”的先河。

那是不是还有比城步设县更早的“改土归流”呢？没有！朱元璋攻下云南，自然属于开疆拓土，并不是改土归流；就算贵州设省早于城步设县，但那也不是改土归流。

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势力进入贵州。但为了稳定大局，朱元璋没有动当地土司的奶酪。事实上许多土司地区仍然水泼不进、铁板一块。但朱元璋无暇顾及，当年就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祖籍城步）、左副将军蓝玉（祖籍城步）攻下了云南。这就是著名的“太祖平滇”。后来傅友德和蓝玉撤回，沐英留滇镇守。

可是，沐英在云南守得很艰难！

那时的云南，虽然元梁王已灭，但段氏割据大理已久，根基稳固；土官杨苴进攻昆明；曲靖酋长、浪穹蛮先后作乱；普定、广南诸蛮相继反叛；东川蛮和越州酋长阿资、广西阿赤起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白夷”傣族、麓川国主思伦发攻打定边。三十万蛮兵身披藤甲，肩扛栏盾，手持竹筒标枪，呐喊着驱赶一百头大象疯狂冲锋，真的是地动山摇、天塌地陷。

但贵州将云南和内地硬生生地隔开了，明朝鞭长莫及，致使沐英在云南后援枯竭，独木难支！将朝廷的军援经过四川或广西运输过去？千里迢迢，太绕道了。从贵州直走？贵州此时行政机构不畅，朝廷往往要大费周折，还经常被当地土司劫了道。因此，必须先打通贵州，才能支援云南。

机会终于来了：贵州的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慰使田深互相仇杀，朝廷利用他们都想告状求助的心理，分别将二人骗进京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设省早于城步设县80多年。

贵州设省后对云南形成了强大后援，明朝的军援源源不断地经贵州、进云南，对巩固云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那时朝廷的目的只是打通云南的通道、将贵州建成一个军事后援基地而已。这主要是军事上的考量，并不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政制改革。因此，贵州设省纯属开拓疆土，并不是“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只能在开疆拓土完成之后、政权全面稳固的时候才能进行。明朝前期，北方少数民族集中而强大，南方少数民族弱小而分散，“先北后南”是朱元璋早就定下来的战略方针。因此朝廷对北防御严密，对南重在抚慰。但这个政策在弘治年间(1488-1505)被彻底改变了，明朝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对北主动出击，对南以剿为主。因为弘治之前南方少数民族起义太多了，而且这时朝廷已有能力处理南方事务。因此史料记载，“改土归流”试验是在“弘治中兴”阶段才逐步展开的。

城步设县，正是在明代中期的弘治年间，并为当时之始创。在弘治皇帝眼中，五峒苗疆的“峒主”（即土司）名为归顺朝廷，实为武装割据；既做土皇帝，又不时反叛朝廷，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比如，自明朝立国130年来，城步苗民大起义即达16次之多。朝廷连年征剿，都如钝刀割野草，春风吹又生！因此，弘治帝抓住五峒苗人反对岷王霸占苗田的时机，强势介入，既抑岷王、又灭土司，并设置了城步县，改派流官管理苗疆，开始了明清两朝长达五百年的“改土归流”。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军事史》，以及古今志书都对城步“改土归流”有详尽记载。在肖殿群的历史小说《先河》里，更有精彩的记述和描写。当代著名作家肖仁福在《〈先河〉序》里说：城步开了“改土归流”先河，是“以苗区方寸之地的风云际会，极富传奇地演绎出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撕裂粘合，粘合撕裂，再撕裂再粘合，最后实现民族大融合的痛史。痛史自然是痛苦的残酷的无情的，可没有这种痛苦经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这是民族大融合的价值指归”。

读完肖殿群先生的《先河》，我更加明确：苗民起义、城步设县的那年那事，正是我国五百年“改土归流”历史长河的源头，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