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国营大食堂每天都营业，但清一色只卖清炖毛白菜，每碗2角，要想吃到，还要按桌排队。那白菜里面放的只有盐和酱油，你端着碗从任何角度看，不会冒出半个油星。

在离学校不到半里的路边，有个叫邓国清的人用竹晒簟围了一个棚子，棚子的两根檐柱上用红纸写了一副对联：国清开的小吃店，卖的蕨粑粉条面；同志进屋来休息，清洁卫生十周全。句子土得掉牙，但在当时还是蛮新鲜的。店里只卖蕨粑粉，品种单一，但有特色。每小碗5角，价格贵，但进食者还是不少。

母亲常说：“山上的东西不养身笋和蕨，猪身上东西不养身肝和血。”“养身”不“养身”，先填饱肚子再说。虽说这蕨粑粉里也找不到一丁点油星，但调料十足，酸萝卜、咸辣椒，再加酱油和葱蒜，味道不错。吃过这里的蕨粑粉的人说，“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那时，人们是绝对不记得“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也不记得“山有蕨薇，隰有杞桋”的诗句的，在这里，风雅失色，斯文扫地。浪漫敌不过物质享受，觉得能在这里吃一碗蕨粑粉，就等于上了一次国家级的高档招待所了。

我们老家就靠近雪峰山，我们也可以上山挖蕨粑啊。我把这个想法回家跟父母讲了一下。“我们老早就想到了，但生产队不准大家去啊。说这是只顾个人，不顾集体……”母亲叹了一口气说。

快放寒假了。我是学生，不算生产队的劳动力，如果我去挖蕨粑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母亲早就做了安排：要我的一个家住隔壁公社的姐夫向生产队“请病假”，到我家来，然后带我进山。我家有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雪峰山的深山老林里，单间独户，如果我们挖蕨粑寄住在他家，神不知鬼不觉，生产队做梦也不会想到。

放寒假那天，我断黑才回家，连夜带了点粗粮、简单铺盖就和在家等我的姐夫进了山。“挖蕨粑”是我们那里的口头语。其实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因为从挖蕨根到做成蕨粑，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亲戚家有成套的过滤工具。那大小木桶是现成的，我们去的时候又新做了几个木锤，并带去了几块粗纱布。

我和姐夫开始上山挖蕨根。先找了几处，挖到的都是人们常说的“铁蕨根”，这种蕨根只像筷子那么小，根里大多是木质纤维，淀粉含量很少。几经周折，才找到一蓬茂密的枯蕨叶，一锄挖下去，那肥肥的蕨根几乎有大人的手指粗，我们挖到“铜蕨根”了。折断一根看，里面全是洁白的淀粉。我们俩比一锄挖到了个金娃娃还要高兴。因为好的蕨根的“出粉率”最高可达百分之十五左右。

姐夫挖，我捡，不半天，就挖了两大捆。我们挑着它来到溪流边。人说“高山有好水”，果然不错，那水流清澈透底，没有半点尘滓。我们把蕨根放进水里，用毛刷子一根一根地清洗——蕨根表皮的泥沙要清洗干净，否则，蕨粑粉里夹有泥沙，就会严重影响口感。虽然溪水有点凉，不一会儿，双手就冻得通红，但一看到一根根肥胖的蕨根，就是双手冻麻也不在乎了。

挑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蕨根回到住地，吃了亲戚给我们煮的几个红薯后，就开始下午的工作。姐夫将蕨根搁在青石板上，用木锤砸成“饼”，我再把“饼”放进木桶的清水里洗——将“饼”里的淀粉洗进水里，将砸碎的纤维捞出来扔掉。这样捞掉纤维的淀粉还是不纯净的，还要用粗纱布滤掉渣滓才行。

经过过滤后的“蕨粑水”经过一个晚上沉淀，淀粉就全沉桶底，只要轻轻将上面的水滗（bì）掉，一层白花花的蕨粑粉就露出来了。我们用铁瓢将它从桶底铲下来，晾干，就成了正宗的、上好的蕨粑“坨粉”。坨粉带到任何地方，加水调湿，可以蒸出蕨粑豆腐，煎出蕨粑饼，用木瓢钻几个孔就可加工出蕨粑粉条。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晚上，我们给亲戚留下将近三分之一的“坨粉”以示答谢，然后，趁着月色回到家里。

除夕晚上，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斤肉和两块水豆腐，加上我挖回来的蕨粑，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那感觉比邓国清店里的蕨粑粉不知好了多少倍。

前不久，我的一个海归学生回家过年，在一个高档酒店里请我吃了一顿“山珍海味”。“山珍”就是蕨粑，“海味”是鲍鱼。学生先往我碗里夹上一块蕨粑，还说这是这个店的特色菜肴，它由著名厨师烹饪，又加上等佐料精制。我尝了尝，总觉得味道一般，但又不好泼他的冷水，只能点一点头。因为一看到蕨粑，我总有一缕挥之不去的记忆。

“腹饱焉知柴米贵，肠饥倍觉蕨粑甜。”无论怎样，那一年过年吃的蕨粑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奢华的美味。

（作者系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