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入川前夕，魏延才加入蜀汉集团，但他骁勇善战，屡建奇功，擢升很快。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于沔阳自称汉中王，定治所于成都。之前，荆州已交付关羽，汉中留何人镇守呢？彼时，多数人以为应是张飞。张飞也觉得这个位置非自己莫属。刘备却出人意料地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莫不感到惊异。汉中是蜀国的咽喉重镇，魏延一守就是十年。可见，刘备对他极为信任。刘备“中道崩殂”后，诸葛亮对魏延也是相当倚重，五伐中原都带着他。他俨然已是军队中仅次于孔明的二号人物。

北伐伊始，魏延即请领精兵一万（史书载精兵五千，负粮五千）从子午谷快速奔袭长安，一举拿下长安和潼关，而大军出斜谷进兵，两军异道会师潼关。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子午谷奇谋”。五伐中原之时，诸葛亮病亡于五丈原，杨仪随即令马岱斩杀魏延，并诛灭其三族。

历史上，对魏延争议的焦点有二：一者“子午谷奇谋”是否可行；一者魏延死得冤与不冤。争议历经千年，终是无所定论。倘若撇开争议的焦点，而从魏延的自身探寻根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子午谷奇谋”的提出，还是魏延之死，症结皆在其思维方式上。

古希腊有句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英国当代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借此描述历史人物一元化思维和多元化思维的差异。魏延是蜀汉名将，在军事上多有建树。细察他看待和处理问题的视角，多从军事角度出发，而不虑及其他。这是典型的一元化思维，即“刺猬思维”。他的“子午谷奇谋”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也就是毛泽东所批评过的“单纯军事观点”。

须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的北伐，打的首先就是政治仗。刘备父子在四川是典型的“外来户”，并无稳固根基，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复兴汉室”这面正统大旗，如果没有北伐，关起门过安稳日子，那就意味丧失了合法性，意味蜀汉政权只是一个割据军阀。而没有合法性，没有政治愿景来统领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观，恐怕“外来户”的蜀汉政权就难以服众，难于立足。所以，诸葛亮不得不大打政治仗，屡次北伐，而无视魏蜀两国的悬殊实力。说到底，蜀汉北伐在某种层面上，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手段。这种军事行动可以不胜，但绝对不允许大败，否则会使“主少国危”的局面雪上加霜。

魏延的奇谋或许能够一时获得成功，但是占据长安，战线拉得过长，远在西蜀的大本营能否及时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即便后勤保障跟得上，以如此之少的兵力，能否抗得住综合国力远胜自己的曹魏反攻？这环环相扣的系列行动，只要一步有误，就会满盘皆输。况且劳师远袭，历为兵家所忌，作为主帅的诸葛亮不能不虑。在这种背景下，魏延提出兵出子午谷，想在险中求胜，遭到诸葛亮的拒绝，自在情理之中。然而，魏延并不能理解北伐是场政治仗，深感怀才不遇，曾多次口出怨言，不满于诸葛亮的谨慎和胆怯。

在《三国演义》中，魏延一出场，即被诸葛亮定性为“脑后长着反骨，日后必反”的不忠不义之徒。后来，诸葛亮一死，魏延果真反叛。这纯属罗贯中的演义虚构，是为丰满孔明识人如神的人物形象，而甩给魏延的大黑锅。真实的魏延并未反叛，诸葛亮也未遗计于马岱斩杀魏延。魏延之死，死于与杨仪争夺兵权。而魏延为何要与杨仪争夺兵权呢？这也是他的“刺猬思维”的必然。因为他自认为比杨仪能力强，更适合掌管军队。

据《三国志》载，诸葛亮临死之前，已确定撤军的部署，并指定杨仪、司马费祎、姜维三人为撤军总指挥，安排魏延断后。他事前已经预料到魏延不会同意撤军，指示“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却从未说要杀魏延。杨仪把一切安排妥当，才派费祎去探问魏延的想法。

果然，魏延不愿撤军，语气傲然：“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魏延并不清楚，自已虽有过人的军事才干，却因了“刺猬思维”的局限，缺乏最高统帅的格局，他看不清复杂的局势；同时也无掌控“诸军”的威望和能力，他性格孤傲人缘特差，没有几个人与他合得来，“平日诸将素不同”。权欲熏心的魏延，在接下来的兵权争夺战中昏招频出，先是烧毁蜀军回川的栈道，想以此阻止杨仪撤军夺回兵权，后又领兵攻击杨仪所部。就连自己手下亲兵都觉得魏延做得过火了，“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

虽无反叛之心，却有叛乱之实，魏延之死当属咎由自取。

（彭利文，洞口县人，现供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