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蔡锷影响
立下救国之志
蔡锷从小拜雷母邓氏为干妈,雷瑜认蔡锷为干哥哥。雷蔡两家同在一条街,往来频繁,亲密无间。雷母邓氏系同盟会会员,常常给雷瑜讲蔡锷将军讨袁护国的英勇事迹。在蔡锷将军的熏陶与影响下,雷瑜从小就立下了救国之志。
五四运动时期,雷瑜就读于爱莲女子师范学校。爱莲女师是一所进步学校,校长蒋昨非是中共早期党员,训育主任谢可也是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在校期间,雷瑜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和同学喜欢。当五四爱国运动波及邵阳时,雷瑜带领亲属和同学带头剪短发,不裹小脚,抵制日货。她经常和同学一块讨论国家大事,阅读从北京、长沙寄来的进步书刊。训育主任谢可说:“雷瑜是很有个性的女子,她性格刚毅,对现实不满,有革命进取心。”
1922年,对于“离经叛道”“不守规矩”的雷瑜,父亲雷惠卿认为不成体统、有伤家风,意欲强迫她退学,并要将她嫁给一个富家子弟,她坚决不从。父亲将她锁在房中限期完婚。她下定决心离家出走,在母亲的帮助下,逃到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二哥雷逸民那里,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理预科。
维护学生权利
发动“驱杨风潮”
1924年,她在北京女师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风潮。是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三名学生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勒令她们退学,这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和反抗。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要求驱逐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借故开除雷瑜、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女师大学生发表《驱杨宣言》。8月22日杨荫榆率军警强迫学生搬出学校,解散女师大,并打伤雷瑜、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雷瑜愤笔疾书,写了控诉书在《京报》刊载,控诉杨荫榆之流镇压学生、解散女师大罪行。
在雷瑜等人三个多月的顽强斗争下,1925年底段祺瑞政府不得不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因雷瑜在这场斗争的出色表现,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1926年2月,雷瑜由夏之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揭露“三·一八”惨案
声讨列强军阀
1926年3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始人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群众数万人先在天安门前集合开会,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北京女子师大学生自治会长刘和珍、成员雷瑜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当游行群众刚到执政府门前,反动军警竟开枪,游行群众死47人、伤200多人,刘和珍等人当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事后反动政府还宣布把各校40多名学生代表开除,女师大雷瑜、刘亚雄、郑德音、蒲振声4位同学也在开除之列。
然而雷瑜等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她坚持战斗,以笔为武器,撰文指斥陈源以《闲话》一文为敌人开脱罪责,是“颠倒事实,拨弄是非的谣言”。在清明节时,雷瑜又以“枕戈”的笔名写了一篇《哭德群》的悼念文章,愤怒声讨反动派制造“三·一八”大惨案的滔天罪行,严正表明自己以身殉国的坚强决心。
留学苏联回国
献身革命事业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当局下令通缉雷瑜。1926年9月,雷瑜被北方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一面刻苦读书,一面研究苏联的革命经验。在此她有幸结识了邓小平、张闻天、向警予、乌兰夫、伍修权、杨尚昆等人,并同他们一起探讨革命真理。同志们赞誉雷瑜作风严谨、是非分明、待人热情,是一位可敬的好同志。
1928年秋,雷瑜离苏回国。党中央分配她到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此时的武汉已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党组织遭到多次破坏,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数以万计。雷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不顾个人安危,化名刘李氏和一位化名刘顺民的男同志假扮夫妻,租了一栋房子作为党的地下机关。从1928年秋到1929年9月,她在这里从事掩护过往同志、印刷革命刊物、散发传单、组织妇女和学生运动、筹集枪弹和药品、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等工作。
1929年9月19日,雷瑜不幸被捕入狱,被关押在湖北武昌第一监狱内。敌人知道她是武汉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多次严刑逼供,打得她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数度晕死过去。但她仍坚贞不屈,回答敌人酷刑的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在狱中,雷瑜团结难友同敌人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她抽空教难友学文化、学俄语,唱《国际歌》,宣传革命真理,指出中国富强和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生活上也尽力关心大家,因此难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雷大姐”。当她母亲从邵阳来武汉探监时,她向母亲讲述革命道理,安慰母亲不要为她难过,要坚强地活下去。
当敌人计尽技穷、一无所获时,于1930年9月22日,以“私设机关、计划暴动、谋危党国”的罪名,判处雷瑜死刑。临刑前,她请难友们用针线把她身上穿的衣服、裤子和袜子密密麻麻地缝连在一起,不让敌人的血腥之手触及她清白的身体。雷瑜昂首阔步走向刑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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