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到底是极其悲痛的。一位引以为人生之灯的道德楷模、文学导师,在我至今未能拜访的时候就这样离去了,心中的悲痛是难以排遣的。为了表达敬意,我请在北京参加早春先生悼念活动的陈静兄弟,代我给先生鞠躬;为了寄托哀思,从未写过挽联的自己,竟然拿起笔来,写了一副很短很短,且可能不合格律的挽联:“做人称君子;治学是大师。”
称他是君子,这不仅是我,凡是认识或者了解他的人都有同感。早春先生出生于隆回县金石桥洞下村陈家院子,与笔者同属伯万后裔。先生的父辈祖辈,都是贫苦的种田人。靠读“翻身书”,身体孱弱的早春先生得以跳出农门。他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人作嫁。忠厚老实的为人,深厚扎实的学问,以及简单纯洁的家庭背景,使他被中组部看上了,决定把他选为一位中央领导的秘书。可是,当中组部领导找他谈了话之后,他前后3次去中组部找领导求啊磨啊,硬是把这份“美差”磨掉了。他坚守初心,默默耕耘在文学这块园地里。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他与世无争地在出版社做了20年编辑后,1984年,被任命为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次年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一年后便担任了总编辑,又一年后便将社长和总编辑一肩挑了。那几年,他的职务一年一个台阶,事业也如日中天。正在这时,我作为早春先生母校的语文教师兼学校文学社辅导老师,向当年编在1班1号的他去信,请他给母校的校报题写报名。早春先生接到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后学的信后,寄来了大大小小四五张报名。可是,当我兴高采烈地把这些报题名拿给学校领导审定时,答复是原来的报名不能改。从此,我落寞地把早春先生题写的报名,连同我对他的尊敬,还有他对母校的深情,统统锁进了自己的书柜。
早春先生始终给人以谦谦君子之风,中组部选他当中央领导秘书时,他以“不能胜任”为由再三推辞,最终心想事成了。但在1986年,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民主推选为总编辑时,他力辞4次,却还是“被赶着鸭子上架”,他边上任边继续向上级递辞呈,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越来越受重用。他说自己“无特殊才能”,只不过“干一行爱一行,如果我不读书,现在说不定是个很好的农民;要我去修鞋,也可能是个很好的修鞋匠,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当然也要好好干”,多么真诚、朴实的话语!
在走上出版社领导岗位之前,早春先生除了致力于培植当代作家外,主要精力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重点研究鲁迅和冯雪峰。他参与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第4卷、第13卷的责任编辑,并负责第11、12、13卷全部书信的定稿。鲁迅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广阔而繁杂,《鲁迅全集》的注释量大而难为。当年,为了一个细节的核对,早春先生往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或多方询问,走访知情者,表现出了博大精深的大师胸襟和严谨求实的大师精神。
在从事文学编辑、研究和出版社的领导工作之余,早春先生也忙里偷闲,坚持写作。他的作品不是很多,但字字珠玑。他的个人散文、随笔与杂文集《蔓草缀珠》,引人入胜,流露着真情,读来非常亲切。论者称其散文“既有醇酒的甜香,也有秋茶的苦涩”。近日,家乡的《望云峰》杂志刊登了早春先生早年写作的散文《家乡的小桥》,该文运笔流畅,清新洗炼,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家乡山水的眷眷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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