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说法是，桃花源就在今天的湖南桃源县的桃源山。南齐黄闵的《武陵记》记载：“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宋代的叶梦得说得更清楚：“陶渊明所记桃花源，今鼎州（治所在武陵，即今湖南常德市）桃花观，即是其处。”就在这座山上，唐人建了寻梦的“桃源观”，宋人建了渔人遇仙的“延请楼”，明清时期又有人修建了“渊明祠”，他们把桃源仙境的地址就定在了桃源县。

但也有人觉得第一种说法并不妥帖，他们细读《桃花源记》原文，认为桃花源应该是“当时武陵山区苗族的原始村社”。持这种看法的除了历史学家刘自齐外，还有我们邵阳的著名学者马少侨。他们的理由是：原文中的“山有小口”，指的是“洞口”，而武陵苗族自周以来就以溪、洞、寨为行政单位；武陵地区苗族素来崇拜桃树，认为折桃枝可以逐疫；请客人吃百家饭的习俗也和《桃花源记》描写的桃源风情相同。

第三种说法是桃花源在今江苏连云港的宿城山。原因是：陶渊明任东晋镇军将军刘牢之的参军时，因战事到过宿城山，而宿城山地形极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陶公有诗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而宿城山正好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支持这种看法的还有自称是陶渊明后代的清代两江总督陶澍，他曾向道光皇帝申请在宿城山为靖节先生建祠，此祠至今尚存。

第四种说法是桃花源在今河南的灵宝或陕西的商县。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当今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他认为《桃花源记》的纪实部分是依据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的见闻写的。因为其时河南等地“落英缤纷”，其地“土地平旷”，其事与刘裕经历的“不复得路”惊人相似，以至认为在北方找到了“南方的武陵”。

清朝时有位叫桥川时雄的日本学者在研究《桃花源记》后认为：六朝时士人君子有喜欢采录奇闻的风气，桃源也是当时流传的异闻，陶公听到这个民间传说后，认为它符合自己隐逸的理想，便记录了下来。我国有许多学者也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还从晋代的《异苑》、南朝后期的《武陵记》《搜神后记》中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来证明《桃花源记》是一个传说故事，而并非实有其地。

而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桃花源”是一种艺术虚构，《桃花源记》反映了作者对理想王国悠然神往的思想感情。元代的吴师道说：“桃源寄诗人慨慕羲皇古道之心。”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沈德潜则认为：“必辨其（桃花源）有无，殊为多事。”

除上述六种观点外，我还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了另一种说法，就是桃花源的原型就在我们邵阳武冈城郊的同保山。西晋永康元年（300年）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做了荆州郡武冈县县令，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创建县学，播撒文明。公元365年出生的陶渊明，慕先辈之明德，游览武冈同保山后，写下《桃花源记》。文中的“武陵”，正是其曾祖父的府衙驻地“武陵乡”，那里有“避秦时乱”居住云山的卢生、侯生，有“鲜美芳草”，同保岩石洞中也“仿佛若有光”。宋代的著名诗人陈与义曾写诗记武冈同保仙院：“桃源尚在人世间，鸡犬桑麻自不同。”

桃源一地究竟是虚是实，在南还是在北？前人的众说纷纭把我还算清醒的头脑搞得有点糊涂了。

今年春天，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我回老家武冈农村一趟。当我的小车停在屋门口的时候，一群侄孙围了过来。我问他们满爷爷在哪里，他们伸出手都往一口水塘边指。顺着他们指的方向，我看到桃红如云与绿柳婆娑的塘坎边，端坐两个钓鱼的人。我走上前去，递给他们每人一支烟。弟弟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中午吃鲫鱼，这生态鲫鱼汤对你的高血压有好处。我说，你们真是“怡然自乐”呀！

他说：“有什么不乐的？如今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口，去年搞了‘农改’，用电和城里人一个价；自来水也通到了每家每户的水槽边；烧煤容易损坏家用电器，大家都改用液化气了。”

“你不种田了？”我问。

“土地去年‘流转’出去了，我只等每年秋收后去称谷子。农忙的时候去给老板打打工，农闲的时候打牌多了没意思，所以也就来钓钓鱼。”他说着，一条鱼上钩了，还要我给他拿捞兜。我捉起捞兜里活蹦乱跳的鲫鱼，再看看眼前一望无际的春景，突然心里一抖：这里不是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要意境和美、还要充满诗情画意吗？

人们不仅喜欢《桃花源记》里的精彩词句，更被他笔下的和平安定、丰衣足食、民风淳朴、亲切友善、生态良好的社会环境所陶醉。如今人间处处是桃源啊！

难怪有人说，桃花源在我家乡；当然也有人说，桃花源在自己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