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易重廉说，湖南学者们中间流行一种说法：“你想在湖南学术界站住脚嘛？好，第一，你必须跨过湘江，就是在湖南发表几篇正儿八经的论文。第二，横过长江，就是在武汉、上海等地发表论文。第三，越过黄河，把论文发到首都北京去。最后，如能飞过太平洋，在大洋彼岸取得话语权当然更好。”

认真说吧，这样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绝对是荆棘丛生、坎坷遍布的。我先生易重廉，一没有上过大学，二没有在什么大学或研究院里谋到过半把小椅子，他能走上并走好这一条大多数人望而畏之的道路吗？说也真巧，他走上了，而且还走得比较好！

1981年，他的《楚辞》研究处女作《〈天问〉释义》在湖南省的社会科学期刊《求索》第2期上发表。1983年，他的民间文学研究处女作《蚕神·紫姑与七姑娘》又发表在湖南民协的机关刊物《楚风》第1期上。

两篇处女作，一篇得力于湖南师大马积高教授的推介，另一篇得力于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的推介。可以说都是名人“推”上去的，凭的似乎并不完全是自己的本事。不过，俗话说：“烂泥巴糊不上墙。”我先生的处女作“上墙”了，证明它们不是“烂泥巴”。

1983年，我先生的论文《〈楚辞〉“乱曰”释“乱”》在上海的《学术月刊》第5期上发出来了！其实，早在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就发表了我先生的一篇论文《〈屈原列传〉难句试释》。越过黄河，直达北京，我先生可以说是捷足先登了！

滔滔三大江，迢迢数千里，好一段荆棘丛生、坎坷遍地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仅仅三个年头，我先生就轻轻松松地走完了，而且还走得不错。“顺利”的得来，真有这么“顺利”吗？非也！

一篇《〈天问〉释义》，牵涉到文字、声韵、训诂等最为古老的学问，牵涉到文学、史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极为新鲜的知识。风刀霜剑，灯昏窗冷，一路走来，谁知道我先生洒下了多少汗水，流下了多少泪水，又吞下了多少酸楚的苦涩之水？他容易吗？他不容易，太不容易了！但是，太平洋那边，送给他的却永远是一声声长长短短的叹息。“望洋兴叹”这句话简直就是专门给我先生准备的！他的名字，他的论文，日本有介绍，韩国有介绍，美国也有介绍，可他连怎样向外国投稿也一窍不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我先生的学术命运注定这样寂寞。

当然，在上面那些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无疑给我先生带来了不少的愉悦与满足。但是，仅仅这样，我先生是不甘止步的！

我先生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文学，这个门类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而代表这个研究所的最具水平的学术期刊则是业内一致公认的《文学遗产》。我先生雄心勃勃，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学术成果能为这个最具权威、最具水平的《文学遗产》所接受。这样的接受，我先生获得过两次。

第一次是1982年，《文学遗产》刊发了我先生的一篇中国古典文论的论文——《苏轼创作思想中真有所谓数学观念吗？》。著名古典文论专家徐中玉教授读过之后，十分兴奋，意欲与我先生深入讨论。可惜我先生主攻的方向不在文论，而在《楚辞》，分身无术，故只好中途退出了。老天不负，三年之后，即1985年，我先生的《楚辞》研究论文《〈九歌·河伯〉祀主考》，又一次登上了《文学遗产》！“编者按”指出：该文为《九歌·河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此话分量颇重，因为资料支持观点，观点改变结论。也就是说，我先生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或改写了《河伯》研究的传统结论。这意义有多大，业内人士是不言自明的。

1986年《湖南年鉴》的“学会栏”里，对该文也给了非常热情的点赞，指出该文的发表，“拓宽了《楚辞》研究的领域”。一个由许多楚辞学家耕耘了二千多年的学术领域，因为我先生的一篇论文，突然获得了一定范围的“拓宽”。想一想，这意义是多么的了不得。《〈九歌·河伯〉祀主考》的发表，是我先生的《楚辞》研究走入一个新阶段、跨入一个新境界的重要标志！我为我先生骄傲。

下面，我还想就我先生的民间文化研究讲几句。

湖南省文联成立60周年，各协会都编印了总结资料，民协的总结上有一段话突出地提到我先生：“湘中地区尤其是梅山文化的传承腹地，一大批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梅山文化的研究方面。易重廉先生较早对梅山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梅山文化的研究论文，在《楚风》《民间文艺季刊》《民间文学论坛》等学术期刊发表，广受关注。”（《湖南文艺60年·民间文艺卷》）

《楚风》在长沙，《民间文艺季刊》在上海，《民间文学论坛》则位居北京，是中国民协的最高学刊。

当然，任何成功都不可能是绝对完满的。我先生说：“不完满，所以引人退思；不完满，所以促人前瞻；不完满，所以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