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专有名词。从唐高祖武德五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的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止，据不完全统计，状元总数应该是769人（只算文状元，武状元除外）左右。

古人说：家贫出孝子，茅屋出公卿。状元的出身大多都比较卑微，所谓“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地位低的人不会满足自己的现状，才会从绝境中奋起。“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们经过苦读，经过锤炼，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第一个状元孙伏伽本来就是一介平民，后来因为认得几个字，才在县衙里混了个差役。他不满足现状，不断努力学习，在隋朝政府里又做了万年县的“法曹”。碰上改朝换代，孙伏伽在唐武德五年终于一举夺得科举甲榜第一名——成为中国第一个状元。

像孙伏伽这样平穷出身而又中了状元的还不少。北宋的吕蒙正在中状元前，家境比孙伏伽的还要差，快过年了，家里连米都没有着落。于是他在门柱上贴一副对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南北。借用汉语藏字和谐音技巧，说明自家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腊月二十四要祭灶神了，家里也拿不出像样的祭品，他只好端出一碗清水，并赋诗一首祷告：“一炷清香一碗泉，灶君司命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蒙正文章不值钱。”后来元代的戏剧大师王实甫将他的故事写成杂剧《破窑记》，现在还在民间广泛流传。宋代的王十朋，中状元前家里穷得犹如乞丐，以至社会上流传这样的俗语：“出门遇到王十朋，郎也穷来女也穷。”

在那样的社会里，穷苦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读书恐怕是唯一的出路。

古代的状元大多有一技之长。吏部在选人的时候，有几个基本标准：一是要貌正体伟；二要言辞辩证；三要书法楷正遒美；四要文理优长。唐宪宗元和三年的状元柳公权除了“博惯经术，犹长辞赋”外，他的书法“真草行楷皆为奇妙”。柳公权的书法自成一家，正楷更为著名，字体骨力遒健，结构紧凑，秀而不弱，峻而有势。当时文宗、宣宗常常召他入宫题诗书壁。更有甚者，外国入贡使臣，往往不惜花钱求购柳公权的手迹。柳公权能够成为状元，他的书法是帮了他的大忙的。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参加殿试之前，曾经去拜访过公主。公主年轻好乐，尤其对当时流行音乐颇有研究。王维自告奋勇给公主弹一曲《郁轮袍》。他先调弦定调，沉思片刻，忽然拨动琴弦，声音激烈而悠长，有如裂帛，好像怨妇旷夫发泄积怨；然后弦声转低，又犹如从喧嚣的闹市奔向月色朦胧的壑谷，令人心悸，令人情动；紧接着弦声高昂，如松涛狂啸，似金戈齐鸣，仿佛一个勇士从困境中冲杀出来，意欲施展自己的才华，令人感奋、激动……一曲琵琶，把公主感动得“凝腮入神，脸挂香泪”。后经公主极力推荐，王维得以成为唐玄宗开元十九年的状元。

要成为状元，还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据史书记载，文天祥少时到学校读书，看到学宫祠堂里挂有乡里先贤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画像，皆谥“忠”字，深受鼓舞，暗暗勉励自己，来日要是与他们同列。宋理宗宝佑四年，文天祥参加殿试。殿试主题是“法天不息”，他有感而发，洋洋万言，一挥而就，书忠义之心，叙报国之情，铁石肝胆，尽显其色。理宗阅后，龙颜大悦，钦点为新科状元。

唐代的尹枢从十几岁起就在科场行走，年纪轻轻参加乡试便“中举”。以后他更加努力，“黎明即起，夜半未眠”，把经典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把各家解释的作品也梳理得清清楚楚。其书法“堪比二王”，他的志向就是要摘得状元桂冠。但是，他“时运不济”，又加上性格孤傲，不愿攀权结贵，耻于“通榜”（考试前托人向主考官推荐自己，这是当时的流行做法），以至“屡试不中”。但是，他不懈怠，不怨天尤人，矢志不渝追求目标，终于在唐贞观七年，他72岁的时候，成为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状元。当然现在不提倡这种死读书的行为，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是值得借鉴的。

位卑让人奋起，学识让人自信，志向让人坚毅。世事纷繁，风云变幻，但只要扎扎实实完成学业，朝着既定的方向不懈努力，将来定能成就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