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孙女所在的班级的教室里，中间用小桌子隔开一分为二：一边整齐地平摆30多张小床，床上的被子折叠整齐，床单平整，颜色统一，颇有点军事化的味道；另一边的空间里，中间摆了两张比较大的矮桌子，桌子周围则一律是粉红色的塑料小椅子，这里应该是小朋友们学习、玩耍、吃饭的地方。四周靠墙安放了几只二层小矮柜，里面分类放着许多塑料玩具、木质积木、纸质卡片。为了增添学生们的生活色彩，老师们也是费尽了心思，连窗台也利用起来了：在窗台上，摆着几十个小盆子，它们全由学生从家里带来，里面栽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有花卉类，如君子兰、吊兰、马齿苋、菊花等；有蔬菜类，如辣椒、茄子、白菜、菠菜，还有种南瓜的……老师要求小朋友每天给自己的“花盆”浇水。

相比孙女这一辈的文明生活，我的童年则“野蛮”得多。

我父母那一代没有“计划生育”一说，因此我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哥哥姐姐都要去读书，或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我虽然还不到进入小学的年龄，那年代还没有幼儿园，但也不能闲着，要经常跟在大人后面帮着扯猪草、拾柴火、看鹅喂鸡。有时甚至要做比这些更重要的工作。

记得小时候撒娇了，母亲就把我背在背上，一边哄着我，一边唱儿歌：“背背背，背三岁，背大了，看（放）牛去。”三岁放牛，那是有点夸张，但五六岁时是确实可以“独当一面”一人放一头牛的了。大概就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一天，一家人为了春耕忙得不可开交，实在腾不出人手去放牛。于是，父亲就对我说：“这么大的人了，也该帮家里做点事了。下午你去放牛吧。”常见大人们放牛，那么安逸，那么闲适，所以，觉得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把家里上午犁了田累得蔫蔫的花黄牯牵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看它在一个劲地埋头吃草，我就放心去不远的溪流边捉螃蟹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已经捉到三个“老K”蟹了，正在带劲的时候，突然父亲跑来，揪着我的耳朵，“啪啪”，朝我脸上就是两个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懵在那里，不知所措——原来，我放的牛牯，把别人家的长得特好的一块糯谷青苗吃了一大半。后来，是父母亲低声下气给人家赔不是，还加上一笔不菲的赔款，才算了结。那次放牛的经历牢牢地烙在我脑海里。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地少山多，每当春雨潇潇，或是秋雨绵绵季节，山里的野生菌也就特别多。每当这个时候，我也得起早床，跟在大人后面满山跑。有一次，在一个山窝里，我发现一片簸箕大的蘑菇群，高兴得不得了，连忙采集起来，用衣襟兜着，急切地跑向母亲，向她邀功。结果，母亲看了后，要我赶快抛掉，说这些全是“蛇菌子”（毒蘑菇），不但不能吃，摸了都会烂手的。我吓坏了，山里没有水洗手，就只好将手不停地在衣服上擦。我再也不敢采蘑菇了。母亲给我找了一根棍子，既可防蛇，还可拨开茅柴刺蓬，一经发现蘑菇，就喊母亲来判断后，再摘取。

我家老屋的旁边是一座兀立的百米高的石山，山上终年绿树葱茏。山顶上只有一块“飞来石”光秃秃地待在那里。选择一个大好的晴天，邀上几个最要好的朋友，躲过大人的视线，悄悄去爬山，而且，一直要爬到山顶。在山顶，我们常常和岩鹰作对，拆它们在岩石下做的窝，掏它们窝里的蛋，理由是它们曾经叼过我们家的小鸡。但是后来又记起了母亲的告诫，马上又和同伴们将拆烂的窝重新搭好，将掏到的鸟蛋再放回窝里。然后站在石头顶上远望，在那里可以看到县城鳞次栉比的瓦房，可以看到县大米厂高耸的烟囱。可惜，那时大家都不懂“一览众山小”的哲理，只是登高望远、青山绿水尽收眼底，觉得特别好玩。

只要大人不来寻我们回家，我们就在山上疯玩，山上有摘不完的野果：野葡萄、酸巴梗、蓝莓、毛栗……只要你去寻找，野果子总是吃不完还要“兜着走”。来到山下，大家就以口袋里的野果为“赌资”，或“打翻板”，或抛石子，或抽陀螺，谁赢谁输，也不过分计较，只要把大家口袋里的水果吃完，一场没有胜负的“比赛”就算结束。

我曾把我的童年经历讲给孙辈们听，他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是的，现在的家长们生怕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在幼儿园阶段，就给他们报班：学外语、学节目主持、学绘画、学唱歌、学各种乐器……让他们个个往“神童”的方向努力。

让我童年产生过许多快乐的小溪还在，那有秃顶石头的青山还在，那水里的螃蟹、山里的野果虽然不知换了几季几茬，但它们的子孙肯定还在。但我站在孙女就读的幼儿园旁边，有说不出的感怀和彷徨。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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