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远远地看到夜色中一溜灯光蜿蜒而来。“车马灯来了！车马灯来了！”大伙奔走相告。大老远，那独具风味的锣鼓声和高亢嘹亮的唢呐声就把人们从各家各户吸引出来，聚集到生产队的大禾场坪里。“快点准备炮火！”“快点准备茶水、香烟！”就在人们相互打听、翘首等待时，长长的车马灯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村子。于是，整个村子都沸腾了。禾场坪里锣鼓喧天，唢呐声声荡气回肠，灯光把夜色赶得无影无踪。

开始耍车马灯了。先是“窜灯”，几十盏彩灯引着一长串“车”“马”和“精怪”在坪里绕来绕去。一时间，彩灯如龙，“战马”嘶鸣，“彩车”翩跹，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场边锣鼓助威，场外笑语喧哗，那情景，让年味浓得像一坛陈年老酒。

“窜灯”完毕，排好阵容，就开始表演节目。先是戴着礼帽、插着鼻须的“花子”上场“打课子”，即用顺口溜即兴表演自编的段子，大多通俗易懂，风趣幽默。随后，“花子”和两位“车子姑娘”唱些“杨花小调”，或表演一些折子花鼓戏。内容难免有些粗俗，可听起来却别有风味，往往让人开怀大笑，还能警世育人。

1983年秋季，才19岁、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我，在曾经就读的母校野鸡坪乡锦河学校当“孩子王”。临近春节，听父母说起年轻时参加耍车马灯的乐趣，便萌生了组织一个车马灯班子的念头。和本村应聘在同校担任工友兼厨师的白德文闲聊时谈及此事，不料竟一拍即合。

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我当即去向当时担任乡文化辅导员的父亲请教。父亲担心我们都还年轻，缺乏经验，难以取得群众信任，便建议我们邀请本村年过花甲的宁银青老人和人到中年的宁佑元、宁石成一起“加盟”。由表叔宁佑元负责牵头，一个五人班底就这样匆匆组成了。当即分头行动，从村里的信用会计手中贷款500元，从供销社买回三十二盏马灯，从村里的山上砍回三十多棵小树做马灯把，两根南竹做“马头”和排灯、提笼。然后找村里远近闻名的“多面手”——人称“九爷”的集石匠、木匠、篾匠、砌匠于一身的尹如升，让他扎一红一黑两个“马脑壳”（即马头），糊四盏排灯、织两个彩色“提笼”，还要为每盏马灯扎上用红、绿纸剪成的“花朵”。

我们一边联系制作道具，一边物色演员。首先是确定几位“车子姑娘”，我们通过先争取家属的支持，动员了正当妙龄的尹青君、尹青娟两堂姊妹“出山”担任“主角”，然后又多方游说，说服了邻村简家陇乡培兴村的姚其林，和我才17岁、正在杨桥学木工的大弟唐志超，以及隔壁生产队也在学木匠的宁志勋三人同时反串饰演“车子姑娘”。对于这个新鲜“行当”，这伙人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好在有文艺工作经验丰富的父亲唐星照和擅长花鼓戏表演的伯父唐新家连续好几天夜以继日地指导、排练，大家练习演唱一曲曲民间小调，学做一些表情达意的交流动作，很快便“进入了角色”。

“窜灯”这个重要环节至关重要，千万不可忽视。为此，我们请出了80多岁的“五保老人”宁松生，和年逾古稀的石成晚与鸿发，在黄土坝大屋的生产队晒谷坪现场指挥“排灯”，并训练车马灯专用的“锣鼓牌子”。吹唢呐、拉二胡的是在乡建筑公司担任会计的表哥宁玉华和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乡电影队放映员王再安……在高亢悠扬的唢呐伴奏下，饰演各种人物的“角色”和掌排灯、举马灯的人排成队伍，连续好几个晚上练习“窜灯”，1984年的除夕都排练到深夜11点。

功夫不负苦心人。正月初一晚上头一次“出灯”，反响良好，村里的老人们都说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尽管不是很熟练，但当晚参与人数多达80余人，现场气氛相当热烈。特别是由几位年轻伢子反串的“车子姑娘”，几乎以假乱真，从举手投足到演唱“女声”小调，都看不出破绽，赢得了村民的交口称赞。

“老黄土坝的车马灯真好看！”连续出灯几个晚上后，人们口口相传，每天下午四五点就有不少人闻讯赶到黄土坝大屋，等着我们出灯。其中本乡大联村祝山堂和简家陇乡大坝村鲤鱼殿的两伙年轻人几乎每个晚上都来“追灯”。

“狮子”舞到正月十五“上座”，即只能耍半个月，而龙灯和车马灯，按习俗可以耍到二月初八才“灿灯”（即收灯）。但因当年正月天气不佳，初十以后，常常雨雪交加，出灯断断续续。直到正月十六，我们应邀去皇帝岭林场黄瓜棚“出灯”，途径简家陇乡堆头街上时，遇到当地的一班车马灯队伍阻拦，并发生肢体冲突，导致我们的车马灯演出只好草草收场。

（唐志平，邵东市作协主席）

20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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