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开始找槽门边上的老人打听情况。我一直认为，老人就是村里的百科全书。但遗憾的是，我们问了古宅槽门边上的一位老人，据说也是原来古宅的主人之一。老人只是大概给我们描述了一些原来古宅的布局，对其历史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后来干脆对我们说：“我侄子周乐新应该知道更多些，拆屋时他还收藏了好多宝贝。”旋即扯开嗓子对着另一座没有装修的楼房大喊：

“周乐新，周乐新，起来没有，乡里来人要问你老屋的情况呢！”

我低头一看手表，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了，竟然还在睡觉，这周乐新何许人也？见没有回应，老人热情地说：“你们稍等下，可能昨晚睡得晚，我帮你们叫去！”说完便进了屋去。

不一会，一位睡眼惺忪的中年男子晃晃悠悠地走出门来，看到我们，似早就与唐志杰站长认识，便热情地招呼我们上楼，去看他收藏的一些古宅遗存的“宝贝”，其中最大的物件是古宅架梁处的斗拱。周乐新一边为我们介绍斗拱的特点，一边告诉我们说，几年前文物局的官员就已经来过，但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他认为，这座古宅就是宋时的建筑，一定是周敦颐主政邵阳时的“别墅”或者说另一“故居”。他的依据是，一从古宅的斗拱结构看，宋朝的斗拱讲求简单实用，而宋之后主要是装饰效果，显然这是宋朝时代的斗拱；二是过去按官位大小盖的官邸，才叫XX府、XX第，一般三到五品官的官邸叫XX第，而普通百姓盖的房子只可叫XX居或XX家XX园，否则视之为违制，会受到当时官府制裁。如果不是周敦颐的住所，在封建时代不管谁家有多大财力，都不可能违族规与国法而明目张胆地在大宅门前写上“濂溪第”三个字的。

“我是专门研究过的。”周乐新自信地对我们说。

事实果真如此？

（六）

既然槽门上书写了“濂溪第”，必然与“濂溪先生”有关，这一点当然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关联度有多大，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后来一想，这座古宅作为周敦颐旧居的可能性显然不大。

为何？

周敦颐主政邵阳的年份为1067年，尚未开梅山。也就是说，古宅所在的迎光乡水口村当时还并没有被北宋朝廷纳入管辖范围，并不属于邵阳地界。直到宋熙宁五年，即1072年，宋神宗才在章惇的建议下，以招安的方式新设新化、安化两县，正式将梅山地区纳入管辖，水口村所在地域作为古梅山文化圈的一部分被划入新化版图。因此，以当年朝廷与梅山蛮的对峙看，邵阳知州周敦颐云游水口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就更不用提旧居一说了。

周敦颐不可能去，又没有住过的可能，为什么又要写上“濂溪第”几个字呢？在水口村，我显然没有解开这个谜团。

回到北京后，我开始从网上搜集与“濂溪第”相关的信息，甚至与家乡著名文史专家一起探讨“濂溪第”的来历，但均无果。显然，在正史中，对这一说法的记载是没有的。

当然也有收获。通过百度搜索，发现在2013年的湖南新邵县坪上镇的仓场村，还发现了一处规模更大、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大门上方也写着“濂溪第”几个大字。据实地考察，该院坐北朝南，台基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由槽门、前厅、中厅、后厅、后堂组成，总进深约50米。从其建筑特征等情况与当地周氏谱系资料互证，可初步认定该院落始建于北宋晚期。文物专家认为，仓场村古建筑群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与北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世系关系密切，是研究濂溪文化重要实物史料，具有较高文物保护价值，但是依然没有说明“濂溪第”到底是怎么来的。

苦思之下，我灵机一动，既然是与周敦颐有关，兴许从《周氏族谱》资料中能找到答案，于是我一方面联系邵阳著名文史专家周玉柳先生了解情况，另一方面迅速与新邵一中的宗亲周新文老师联系，让他把《周氏邵新武宁源流谱》拍照传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找对了人。很快，周玉柳先生微信我说，“濂溪第”的说法并不是宋代开始的，而是清代乾隆年间，由于周敦颐在周氏家族中享有盛名，又是同门宗亲，最终由周氏楚蜀八大房的族长合议，统称濂溪派，将周家八大房所居统称为“濂溪第”。而后，新邵二中的宗亲也迅速传来了周氏族谱的照片版，据《周氏六修族谱·卷首·世系源流序》记载：周瑜之后裔发派至北宋时期，有“正宽公，字平一，官宋，监修南岳庙。迁居永新县胜乡，卒，葬胜乡江口，为胜乡始迁祖，立登荣坊，旋改六保坊。生子二：长监卿，次才卿。叔祖才卿公于宋徙道州，二传生茂叔，号濂溪，为宋理学名臣。我祖监卿公字天任，任浙江钱塘令。”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包括仓场周氏在内的周姓蜀楚八大房与道县楼田周氏也就是濂溪先生一脉同宗同源，同为正宽公之后裔，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八大房所居会统称为“濂溪第”了。周玉柳先生还补充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南四川等地周氏八大房后裔一般一个家族住一个大院子，槽门上都会刻上“濂溪第”字样。

至此，水口“濂溪第”古宅的来源与出处基本解开了谜团。“濂溪第”的名字只能说明古宅的主人曾为周氏蜀楚八大房的后裔，而与周敦颐本人及所处时代应该关系不大，更大可能是蜀楚八大房合族之后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