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微信上与一位北方的文友聊到我想写一篇散文《车轮滚滚的童年》。对方一听,讶然不已:“四十多年前,你们就坐车去上学了呀?”千里之外的我面对手机屏幕吃吃一笑,发过去一段文字:
那天傍晚,我驾着自己心爱的车驶进院子,刚将它掩藏在黄花杆子后面,正要转身进屋,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耳朵被人揪住,火辣辣的痛让我想开口大骂一声……“鬼崽崽,你做的好事!”却是母亲的怒喝在头顶炸响。母亲揪着我的耳朵进了屋,一用力将我掼下,我的双手便撑在湿漉漉的泥土地面上。随之,一股臊臭味儿直灌鼻孔,差点让我呕吐出来。
文友看后并未明白。他问我:这跟车又有何干?我说,我家的小便桶被母亲坐塌了。过了许久,突然一连串大笑的表情图案轰炸而来,几乎刷满我的手机屏幕。原来是你拆了家里便桶上的铁箍,用来滚铁环了呀!
是呀,在我上小学的那几年,正是村里小孩滚铁环最为流行和疯狂的时候。在我上下几岁的同伴中,几乎是人人都有一个铁环,外加一根绑了一个“U”型小铁钩的竹棍。上学下学的路上,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将它们扛在肩上,排着整齐的队伍,大声地唱着《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歌曲,在一面红旗的引领下,向院子对面的静尔庵小学走去。待歌唱完了,所有的铁环全部下肩,在朱公塘坝和田塍上鱼贯滚动起来。夏天里,我们打着赤膊,露出瘦削而黝黑的身板;冬天里,我们嘴里哈出和头上冒出的热气交融着在空中飘散,粗布的棉袄也敞开了扣子。随着“车轮”一路“哗哗”地响,背上的书包也快乐得直拍屁股,一行人就这般张扬地奔跑,急速旋转的铁环仿如一盘盘录像带,似在播放着什么,又似在记录着什么。后来,我看一些老电影,发现一队穿着黑衣戴着黑帽的人骑着两个铁圈的单车“叮当咣当”一路飆过的镜头,我总是怀疑,导演是不是偷了我们的生活素材,才搞出了这一些经典场面来?
如果说滚铁环也算是开“车”,那只能算是独轮车罢了。但是,要想熟练地掌握这种技能,也是需要一番磨练的。右手拿着“U”型小铁钩,勾住左手上的铁环,往往还没有起步,从左手上刚落地的铁环就会倒下。慢慢熟练后,也只能在宽敞的院坪里玩,看着地上的铁环一路颤巍巍地滚动,围着自身打圈圈,然后碰上一块土疙瘩,倏忽倒下来。就是能够上路了,开始的时候也是七拐八扭一路蛇行,纵是在丈把宽的土路上也会掉进两旁的沟里“翻车”。
只要真正掌握了技巧,一只手就能将铁圈滚起来。右手铁钩勾住铁环往地上一抛,根本就不用担心它倒下来,只要人跟着它跑就是了。那份潇洒,往往是很令那些刚学滚铁环的一帮小菜鸟们眼红和崇拜的。所以,有擅技者往往就会有意无意地炫耀,他们故意避开那些宽敞的大道,专拣小道或是仄窄的田塍上游戏。碰到水口子或半尺高的土堆,就施展“飞车”技能,让铁环腾空而起,有惊无险稳稳当当地一越而过。除了这些,平日里我们还举行滚铁圈“运动会”,直线竞速、弯道绕行、过独木桥、100米障碍、3×100米接力等,都是最为常见的比赛项目。这份挑战后获得的得意,能让每餐前半碗所吃的薯渣嚼出后半碗糙米饭的滋味。
本来,我这个人生性胆小,再加之笨拙,初学滚铁环的时候是费了好大一番劲,才练得“飞车”技能,并参加了几次“运动会”。不过,期间却也是报废了两根铁环的。后来,技痒难耐无法收手,便有了孤注一掷偷拆便桶铁箍事件的发生。那天,我拿了锈迹斑斑、尿臭烘烘的便桶铁箍,突发奇想就想来一次极限挑战。其时,正是冬季,朱公塘对面排上的黄花土刚被挖得松软,一条百余米长的渡槽由北而南凌空飞过,高度一到四五米不等。放学后,将书包丢在家里,三下五除二敲下便桶上方的一根铁箍,约了几个小伙伴就奔渡槽而去。渡槽是水泥倒制的,约一米来宽,隔一米多就有一根横梁将两个边框连起来,边框窄得刚容下一只竖放的小脚,站在上面往前一眼望去,整个渡槽就像一把倒卧的巨梯,我们就在笔直的边框上滚铁环。记得那次,我们从上面掉下来过无数次,所幸下面都是松软的黄花土,并无大碍。经过半下午的挑战,三四个人都没能滚过全程,我的成绩最好,也只是征服了十来米。尽管回来后遭了母亲的一顿臭骂和猛打,但那份快乐却一直在小小的心灵中蛰伏,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未丢失。
(作者供职于衡阳市祁东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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