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适用于我与故乡的某些事物，就比如位于水口村的这座“濂溪第”老宅院。

水口，是湖南省新邵县迎光乡的一个小山村。迎光本来就在新邵县的西北部，水口又在迎光乡的西北部，可谓偏远中的偏远。

去年的某日，家乡的一位小学同学罗从友看到我在收集整理家乡的文化资料，专门微信告诉我：兄弟，水口还有一座“濂溪第”呢！我还不敢相信，我走过多少回的水口村，一个我如此熟悉的地方，一个在今天看来如此偏远草莽的地方，竟会有这样一座历史久远、文化深厚的“濂溪第”古宅。

我下决心一定要去看一看。

（二）

2017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一。

按照我在北京制订的计划，返乡的第二天，我便在乡干部的陪同下开始水口之行。

印象中的水口是极美的。四面山林苍翠，田野绿意盎然，小桥流水，鸭鹅嬉戏，板屋片片，人声喧哗。这次再看，放眼之间，原本成片的老板屋已经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红砖楼房代替，既便偶尔见到一两座，也是摇摇欲倾，一番破败之象，反倒有些与村里现今的气象格格不入了。垄冲里的院落静悄悄的，虽是年关，依然鲜见有人在道上行走，高楼虽然林立，却多半没有装修，楼下大门紧闭，窗户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看就没有人居住。小河的河床却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河里充满着各种塑料或建筑垃圾……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四周，我的心不禁阵阵发颤：这还是原来那个美丽而充满古意的水口村么？从北京回来之前，我还专门研究了有关老家的资料，民国时期永固镇镇长周蓉轩在他的《古迹桥梁茶亭庵院记》中记载：“迎官市水口，为往来通道，水中及两旁，巨石稜立，有茶亭一所，置孟公神像，大可合抱，皆古迹也。同治间，莲峰、荣望、正元、式甫等前辈，建惜字炉于亭左磐石上，以为文笔，增风水也。其下有石仓，门户宛然，相传古有乞妇入内，寻取金碗而去，遂被震雷封闭。”

现在再看，当年景象已然隔世！

（三）

按照路人的指引，我满怀期待地奔向想象中的“濂溪第”古宅，但乡文化站的唐志杰站长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古宅早在前两年就被村民拆毁，如今只剩下一座槽门了。我大惊，忙问为何？他解释说，前些年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并没有重视，而重视起来的时候古宅已经被毁了。住在古宅的年轻人要娶媳妇，现在农村的孩子结婚都得有一座体面一点的红砖瓦房，甚至小洋楼，不然没有姑娘愿意嫁过来，于是就拆了古宅建了红砖房，乡里也不太好干预。

听到这我心里一阵悲凉。搞半天，原来院子早就不在了，同学传给我的也就一座槽门啊。我又好气又好笑。容不得我多想，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传说中的“濂溪第”古宅。

得亏唐站长事先告知，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会有多大的失望与失落。眼前完全没有古宅的影子，两座三四层高的红砖小楼矗立其中，颇有点要与屋后的小山包比高的意思，原本茂盛的竹林有点被新砌的房子挤着了的味道，好不容易很委屈地从高墙后亮出点枝来。楼房俯视之下，“濂溪第”的槽门倒像个被审着的犯人，战战兢兢地缩在楼下的坪里，槽门前是一条水泥马路，隔路有一个池塘。

槽门显然已被废弃很久了，一堆柴火堆砌在门前，几乎到了门楣处。门楣之上，白色石灰作底，依然可见“濂溪第”三个大字。与一般的槽门不同，眼前的“濂溪第”古宅的槽门更像是一座小庙，中为门庭，两边各有小房一间，并有木窗，显然不是一般的府第。从方位看，槽门正好对着外出的山口，坐北朝南却又稍偏西向，原因是封建时期要与京城皇宫避讳，民间盖房不许正南正北。再看周围环境，古宅后有山包依靠，两边丘陵护卫，左高右低，在民间理解为“左青龙右白虎”，的确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槽门前有水道导水入塘，又应对了民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法，可见当初选址建房时的良苦用心。

越来越多的发现让我似乎忘记了古宅的被毁。围着槽门转了几圈后，我心里涌出一股巨大的好奇，为什么在这么偏远的深山之中会有一座“濂溪第”古宅？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的？为什么会建在这里？与濂溪先生周敦颐又是什么关系？是周敦颐亲自来过这里？还是这座古宅的主人是周敦颐的同门宗亲？一个个疑问在我的心里打结、撕扯，形成巨大的疑团。这座槽门也更像是一座历史之门，引领我穿越时空，去探寻这个古老的村落里所发生的故事。

（四）

说到“濂溪第”，就不能不提“濂溪先生”周敦颐。

世人对周敦颐的了解，多停留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上，殊不知周敦颐上接洙泗，下启河洛，乃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以舅荫试将左监主薄，后授分宁主薄”。1067年5月7日，周敦颐“以永州通判摄邵阳事”，从永州到邵阳担任邵州代理知州，当时他在《邵州迁学释菜文》中自叙其冗长的职位全称为：奉朝郎尚书驾部员外郎通判永州军州兼管内勤农事权发遣邵州军州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周敦颐。不知各位能不能看懂，反正我是读起来感觉特别费劲。到邵阳以后，周敦颐为官特别清廉，做事喜欢亲力亲为，最主要的政绩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改建州学，兴教化民，使邵阳人民学习文化知识蔚然成风。很快，他的表现与操守受到当地人们的广泛爱戴。当时的宰相吕公著在向朝廷推荐周敦颐时说他“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临莅，比有治声。”

那么周敦颐为何又号称“濂溪先生”呢？据相关资料考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濂溪”是周敦颐故里的名字，因而在他定居庐山时为纪念家乡而给住所旁的一条溪水命名为“濂溪”，并给自己的书屋命名为“濂溪书堂”，所以号“濂溪先生”；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濂”字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清正廉洁的意思，周敦颐为官时非常清正廉洁，力求做到《爱莲说》中所写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所以给自己取号为“濂溪先生”，以此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名为百姓纳福的清官。

有了这个背景，后人在纪念周敦颐时就习惯冠以“濂溪”两字。据《宝庆府志》载，“周元公之祀于邵州也，自乾道八年始。”南宋孝宗赵昚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恰好在周敦颐过世百年的时候，邵阳人开始立祠纪念他。当时的邵阳地区只有三祠，即召伯祠、濂溪祠与忠节祠。“濂溪祠者，祀宋周元公。”周元公即指周敦颐。要知道当时召伯祠祭祀的乃是大名鼎鼎的周代召公，即“周召共和”中与周公协同主政的主角之一。而得以配享于召伯祠的六人中，周敦颐就居其一，可见宝庆官民对周敦颐的尊崇。而濂溪祠也自此成为各地纪念周敦颐的专门建筑。

那么“濂溪第”又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