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那年，亲友们要我写首诗作纪念，不得已，就写了七律《六十自白》。后又自作解人，把我的姓氏说了一通。忽然，兴趣来了，干脆立条规矩：每十年一诗一文。七十岁照办了，八十岁当然也必须照办。今天这一篇，写的是我的“初志”。

1951年7月，我考入武冈湖南省第六师范学校，学校的培养目标很明白，毕业后，一律分配去小学教书。老实说吧，堂堂男子汉，终身孩子王。一想起，浑身上下，就不由得很有点儿不大自在，不大舒坦，不大是滋味儿似的。

但是，六师三年，我接触了不少老师。班主任马少侨，研究苗瑶史，蜚声中外。上历史课，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有趣得难以形容。张玉玲老师教我班语文，他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作过助教，口若悬河，舌卷长风。与他接谈，也是一种高档次的享受。教美术的是岳典老师，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油画，各类画种全行。我见过他出版的画册，佩服极了。音乐老师梁中杰，音色浑洪，是一位出色的男低音歌唱家，也出过唱片。这么一批修养很高的老师与我们朝夕相处，说我们一点影响也没受，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再说说我自己。在初中，我是一个十足的“歌盲”，可学校唱歌比赛，梁老师单单指名我参赛。我推脱不了，勉强应命，居然取了个第三名。奖了一面锦旗，高高挂在我班黑板上面的墙壁上，好不威风。第二学年，讲演比赛，班主任又同意我作代表。我力挫群雄，还跻身全校第二名了。照样奖锦旗一面，可谓锦上添花呀！不久，校剧团挑演员，艺术指导老师陈斯萍当然把我抓了去。从此，我油头粉脸，在学校舞台上出了很长时间的风头。

老师的影响，自己的爱好，慢慢地，我“怀疑”自己好像真的成了一块可以打造为一个老师的材料了！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男女学生一个接着一个地从我的眼前、我的心中“流光溢彩”地走了出去，走向远方，走到不知什么有出息的地方了。于是，我认为，在省立六师求学的时候，我肯定已经立下了非常美丽的“初志”——教书，当老师。

毕业于隆回六中的金沙，湖南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全国著名词作家，“五个一工程奖”的多次得主。他这样写我：“我想单独写写易重廉老师，因为他是我文艺之道的引路人。孔丘弟子三千，易老师可能三万吧？凡是作过他学生的人，谁不说他好？我不是他最好的学生，但他是我最好的老师，我一生感恩。”他的感情发自内心，我领悟得到。

毕业于隆回一中的学生曾树新，他在网上发表文章，对我的教书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许许多多的名师中，我最敬仰的是易先生。先生讲课，如同说书，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或抑扬顿挫，或低吟高歌，大凡讲到动情处，大笔一挥，潇潇洒洒在黑板上圈上一两个大字，重点要点难点均在其中矣。先生讲课时，教室鸦雀无声，学生再吵的不吵，再闹的不闹，一个个听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张着嘴巴，有的甚至口角流涎，竟还全然不知。”我讲课肯定没这么动人，是学生有意夸大的。

下面再说说一副对联。对联出周玉清之手。玉清也是隆回一中毕业的，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我出了一部书，送他一本，他很高兴，撰联一副致贺：“儒士满经纶，昔年幸遇良师，福啊！文坛称方家，今日拜读佳作，喜哩！”

教书四十三年，按政策退休了。兴之所至，挥笔写了两句话：“休说他人比我好，此生不悔是教书。”

金沙以我为他“最好的老师”。树新说我是他“最敬仰”的“名师”。玉清生性朴实，把“良师”二字给我了。三位学生，三个称号，用字小异，用心全同。人们说，一个人能在世间树上一块“丰碑”，高大威武，就真是太光荣了。我不这样幻想，我有学生送的三句话，算是“口碑”吧，我知足了。

“教书”这个“初志”，就写到这里。

不错，“教书”是我一生奉行的“初志”。但是，不瞒大家说，“教书”之余，我还有一个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初志”，那就是“读书”，读成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喜欢读书，说远一点，如上所说，是天性使然。说近一点，也有教书形势咄咄逼人的因素在。

众所周知，我中师学历，按国家规定，只能在小学教书。但是，我在小学五个月不足，因为需要，就调去武冈二中初中部教语文了。初中老师，要求师专程度，我没有，属不合格，不逼人吗？四年之后，领导再次破例，给我安排了高中语文。高中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呀！我哪里有？没有，属更大的不合格，真逼人呀！这也逼，那也逼，我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努力读书。

时间于人是个常数，在讲台上教书，就无法到图书馆读书。读书时间增多，教书时间就一定减少。故教书与读书的矛盾，什么人也无法回避。不过，在处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有自己的观点：教书与读书不是绝对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鲁迅先生给学生讲小说史，讲得可以说是地动山摇。为什么？因为他读小说方面的书太多了，太熟了，太有心得了。不读书，怎么会把书教得这么好？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笔如有神来源于读书破万卷。你见书就烦，从不读书，哪能有神来到你笔下呢？

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曾提出“作家学者化”的口号，这口号统一了创作与读书的矛盾，伟大！如果有人也提出“教师学者化”的口号，教书与读书的矛盾，我想也许是会自然弱化了的。

我三岁开蒙，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后来，又参加过两三次补习班，学了吟诗作对，学了《了凡纲鉴》，学了《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等等。但我不知为什么要读这些书？怎样才能读好这些书？一抹黑。

严格地说，我知道“读书”，是在武冈二中向森焱老师的亲切指导下攻读文字学、声韵学与训诂学三门基础学问之后才真正开始的。具体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1954年7月，我21岁。《三字经》上说过：“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我发愤读书，与苏相比，早了六年，我骄傲！

1984年7月，我调往邵阳师范。邵阳师范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钟葵生先生曾长期执教于邵阳师专中文系，故对邵阳师范的语文教学亟欲有所作为。他与我长谈过许多次，大旨包涵在如下一些话里：不要作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要多读书，作有学问的老师，要作开风气的人物。听了葵生先生的话，我心中大动，我眼前大亮，我决心大定，我表示，我要把在“文革”中浪费了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抢回来，为国家贡献点余热。可惜，1985年，葵生先生即上调邵阳市教委，后又远调至湘潭师院。不过，葵生先生的殷殷嘱托，一句也无法从我的耳际消失，我一样照葵生先生的指示读书。

师范十一年，我相继发表楚辞学论文约三十来篇，最有名的是发表在《文学遗产》的《〈九歌·河伯〉祀主考》，这可是古典文学最有权威的学术期刊。《编者按》指出：该文提出了新的资料。资料出观点，观点却改变结论，这是一篇改变传统结论的论文，其分量可见。1991年5月，我的第一部楚辞学专著《中国楚辞学史》在湖南出版社出版，45万字。这是国内外研究楚辞学史的开山之作，至今为国内外楚辞学者所关注。

这段时间，我还发表了民间文学研究论文二十来篇，其中《梅山文化研究三题》发表于中国最高民间文学学刊《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3期。这是梅山文化研究论文闯入全国最为权威的学术期刊的第一次。2000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民间文学方阵·易重廉专辑》，充分表示了民间文化研究界对我的研究成绩的肯定和重视。

我是中专老师，没有研究学术的条件，没有发表研究成果的方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殊非易易。

“读书”这个“初志”，也就写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