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即将迎来七秩华诞，部分留学哈佛的中国学人将为其出版祝寿文集。作为祝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法律研究及法学教育交流”的学术会议。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说明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为中美两国法学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安守廉教授。

我最早认识安守廉教授是在1997年1月，当时经社科院法学所推荐，我参加了美国新闻总署的一个叫“国际访问者计划”的项目。邀请方专门安排我访问了美国的两大中国法研究重镇——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和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由此结识了时任哥大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的爱德华教授和哈佛的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在哈佛的那次会面虽然短暂，但安守廉教授温文尔雅的形象已经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1998年至1999年，我到哥大的中国法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先后两次到哈佛参加学术活动，每次都拜访了安守廉教授，留下温馨回忆。

2004年秋季，我到新成立的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做访问学者。安守廉教授得知后，即邀请我在方便时去哈佛给他的学生讲几次课，并客气地说：你哥大、耶鲁都去做过访问学者了，什么时候到我们哈佛来做访问学者呀。那次我与内子同行，从纽黑文坐火车到波士顿，一路上秋天的景色美极了，特别是沿途的红叶和森林，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短短几天的哈佛之旅，得到安守廉教授的细心关照。我们抵达的当天晚上，他派有中国留学生来接我们，并给我备好了图书馆的证件和哈佛大学的地图，地图上还特别给我们标明了附近的中餐馆。第二天早上，他专门开车到旅馆来接我们去用早餐。早餐安排在哈佛的一个教工俱乐部里，气氛典雅。餐后他又开车带我们参观校园，并特别向内子介绍了一些她可能感兴趣的艺术馆和博物馆。经过法学院时，他还对内子说：你丈夫的课就在这里面上。

回到耶鲁没多久，我又接到安守廉教授的一封电邮，问我是否有兴趣再回趟哈佛（还特意注明往返差旅费他那边可以报销），说对于一个刑法学者来说，他认为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我认识的人。原来是国际刑事法院首任检察长奥坎波先生访问哈佛，并将在哈佛演讲。说实话，由于当时刚从哈佛回来，手上又有些工作，所以刚开始是犹豫的。但后来一想，人家一片热心，我又怎好说不？于是又从耶鲁去了趟哈佛，并赶上第二天奥坎波先生的演讲。安守廉教授把我安排在前排，并告诉我坐在旁边的那位教授曾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我暗自吃惊，因为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讲座后他背着一个背包，与我们随性步行去午餐，完全颠覆了我当时对高官的印象。

午餐时，安守廉教授向奥坎波先生介绍了我以及我的工作单位。奥坎波先生听说后，就问我可否以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的身份去国际刑事法院工作几个月，因为他亟需了解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我说需要向单位请示后再回复他。后来经过单位的批准，我到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了三个月，这对我了解国际刑法的最新动态当然是大有益处。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期间，我还有幸与时任中国驻荷兰大使的薛捍勤女士（现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副院长）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并承蒙她邀请，参加了当年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草蛇灰线，想来这一切还得感谢安守廉教授的无私引介。据我所知，这样的好事安教授还做过很多。例如，我的同事、现任社科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室主任的李洪雷研究员就曾告诉我，他在哥大做访问学者时，也有过类似经历，安守廉教授给他报销往返差旅费，为的是让他去哈佛结识一位对他的学术成长有帮助的人。

2011年，我再次返美，这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哈佛东亚法研究中心待了一个月，期间与安守廉教授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先后为我组织了好几次活动，包括在东亚法中心的讲座和给他班上学生的几次授课。记得我在东亚法中心的讲座结束后，安守廉教授还给我发了个证书，大意是感谢我莅临哈佛法学院演讲。当天中午，他的夫人沈媛媛教授也来与我们一起午餐，说早就听她丈夫多次提到我，今天终于见面了。我也早就知道沈媛媛教授毕业于人大法学院，特别是2010年看过江平先生的《沉浮与枯荣》，记得他在书中提到沈媛媛教授的父亲曾任浙江省省长，还与江先生一起在全国人大共过事。

在这一个月里，我除了自己在安守廉教授的中国法课堂上给学生讲了几次课，还去旁听过他本人的几次课。相比起2004年那次，这次教室更大了，听众也更多了，可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安教授每次授课前，都会让他的秘书帮他打印出来一大堆的读物，包括当天报纸的一些相关报道，分发给学生。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所以回国后曾经在自己的教学中也想尝试这一办法，但终因我们没有教学秘书这一制度而不好过多地去麻烦别的师生，只好试过几次后就停止了。

以我的观察，安守廉教授对学生极为友好，学生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好几次去他的办公室，发现外面都有坐在过道椅子上等他的人。有次见到一个华裔女孩，以为是来找他办事的，一问才知，她已毕业，现在加拿大学习，这次回来，正好看看老师。还有一次在安守廉教授的课堂上，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白人女士一个问题，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她不是学生，是学生的家长，来看孩子，听孩子说这位老师特别好，所以她也来听听。

过去几次来哈佛法学院，都限于庞德楼及其附近，这次才发现，庞德楼之外还有好几栋大楼，而且彼此之间好像都能通过地下走廊互通。我在安守廉教授的热心引介下，也得以与别的一些教授有接触，并到不同的教学楼里去旁听过几位教授的课，感觉哈佛法学院的课程非常丰富，教学的方式方法也很多元，记得有一门课就是放电影加讨论。还有几次，安守廉教授分别帮我约了不同的刑法教授在教工食堂餐叙。记得有一次参加餐叙的刑法教授却不是来自法学院，而是来自肯尼迪政府学院，交流过后我感到他主要是把犯罪和刑法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来研究，偏重社会治理的角度，这也给我一些研究视角上的启发。另有一次，让我略显惊讶的是，一位哈佛法学院的女刑法教授竟然从没有去过中国，尽管她本人也很想去，但苦于没有机会。事后我与安守廉教授说，美国政府不应当只资助中国人来美国，而应当把哈佛这样高等学府的教授都资助到中国去看一看，这样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当然，这次哈佛之行也留下一个遗憾，就是我曾经想让安教授帮我联系一下《最好的辩护》作者、辛普森案等许多著名案件的辩护律师德肖维茨教授，不巧他那个学期正在外地休假。

（刘仁文，隆回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