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汪直，刘瑾与魏忠贤，在明朝太监队伍里，王振算读书读得多的，略通经书，半腹经纶，先前还当过教授之类——教的是大学预科性质，算是公知吧。但中举没中，公知的路子走不通了，便走公公的路子，这一走，走通了。

王振当公公，当得大红大紫时节，干过蛮多坏事，却还真不是最坏，比如他掌管干部，不完全乱搞，不曾乱提拔，研究人事还算注意舆论风口，先要征询他人意见。比如有回，京官出缺一人，王振没搞一言堂，专来征询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杨的意见，“吾乡谁可为京卿者？”这话问得直接，意涵丰富，一，足见王振霸权，三杨籍贯，与王振非同乡，王振要提拔干部，明目张胆说要提拔家乡人，无所顾忌要立山头，搞团团伙伙，搞宗派主义，可见其嚣张；二，略见王振用人不乱用，他纵使要搞小圈子，也不是什么人都用，要看谁可用者；三，也见王振多少有些民主意识，他要征询一下意见哒，征询也不单征询一个人，这回他至少征询了三人；四，足见王振坏，可见王振不算最坏。

三杨一致推举薛瑄，薛瑄确是不错人选，“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薛瑄这人，是明朝大儒，他曾创建“河东之学”，东林党党魁高攀龙曾高赞明朝学术二脉，南有阳明心学，北有薛瑄实学，薛瑄算是开一代宗学之士。薛瑄学问做得好，做人做得好，做官做得好，是明朝三好干部。

王振要的人，是服公论、又服私令的人，他明确说要用“吾乡”者，便透露其内心之阴私，他一个太监，权力大了，想固权嘛，想要培植亲信哒，亲信越多越好，越多用权越方便，越无顾忌。只是这回他真打错了算盘，让他失望了。薛瑄被“召为大理左少卿”，掌握了政法大权。

三杨不知出于何意，是献媚王振吧，可能也是出于压力，薛瑄被提拔后，叫薛瑄去感谢提拔者。然王振等啊等，一直在等薛瑄来感谢他，左等不见来，右等也不见来，王振急了，便喊来三杨臭骂一顿：我叫你们推荐，你们三个推荐这么一个没良心的人，半点感恩之心都没有，这家伙太不通味了。三杨估计也是没办法，便打发一位叫李贤者，前往薛瑄家，“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

李贤到薛瑄家，也不拐弯抹角，实话实说。薛瑄也不抹角拐弯，直话直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到底是吏部在提拔我，还是吏部尚书在提拔我？这是首要问题，权力是公器，非私具，凭什么叫我去感谢某一个人？

薛瑄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做的是一面人，没做两面人。薛瑄真不是在表演，说到做到，他真没去。“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鹤立鸡群，也像海瑞一样，做了笔架山。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王振这厮拉得下脸皮，你不来朝拜我，我来拉拢你，够意思吧？够意思是够意思，但不够意义，意义是什么？意义是干部只有为公用，不为私用，“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

薛瑄在虚礼上，不尿王振面，在实事上，也不买王振的账。“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这妾遂循王振之意，污告指挥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到了明朝司法机关，钉竹签，坐老虎凳，谁受得了？屈打成招，“已诬服。”都察院搞审讯，大理寺搞审判，案子正好转到薛瑄这里了，“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察院反复以杀夫案报，大理寺反复把案子退回去，管你王振不王振。

俟后，“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薛瑄绑缚菜市口行刑之日，王振有个厨子老师傅，在家里边煮饭边大哭，问何故？“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这话唤醒了太监王振的良知，“振大感动”。恰好又有“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王振也犯恶没走太远，没将薛瑄绑缚菜市口了。

薛瑄后来又升为大理寺丞，审判很多案子，都秉承公心，守护正义，比如明朝著名清官于谦案，“王文、于谦下狱，下群臣议，石亨等将置之极刑。瑄力言于帝，后二日文、谦死，获减一等。”薛瑄虽然没能挽救于谦之命，到底起了作用，不曾让诛九族。

瑄晚年，“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老了，帝王不用了，自用自个，归诸林下，课学授业，“取周子《太极图》、《通书》为士子讲解，一时多士皆知响学。”成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