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赞同《欣赏》的《序》作者刘赤符先生的一个观点:《欣赏》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给中学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思路”,表现了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民俗学,可以说是“百科之学”,充满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既要努力与国际接轨,又必须切实保存自己的民族个性。这个二律背反,谁也无法回避。
作为一部专著,《欣赏》构建的民俗教育、教学的体系,是很值得称道的。下面,我着重谈一谈唐先生表现在《欣赏》一书里的科学态度。
很明白,民俗研究的任何判断,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两种资料的基础上:一、历史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资料;二、“活”在人们口头上与实际生活中的资料。读过唐先生的《欣赏》和《湘北土家族探秘》的人也许不会否定,唐先生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努力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折柳赠别”“折柳寄远”,这种文化习俗,大家已耳熟能详,不觉新鲜了。但是,当你把崔灏《黄鹤楼》后四句念完之后,你是否能像唐先生那样提出一个问题来呢?面对“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风光,为什么不心旷神怡,其喜洋洋,反倒萌生出“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忧思来了?唐先生举重若轻地回答说:睹芳草而思故乡,这是我国文人很早就形成了的一种文化心态。不信,唐先生立即把文献资料摆到你的眼前:《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江淹《别赋》:“青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陈见书,油然动了思乡之情。至此,唐先生对问题作出的解答,你还不信,还不承认是科学的吗?这样的例子在《欣赏》一书里时有所见。
对于我们民族的丧葬服饰,唐先生也曾涉及。他从《左传·秦晋殽之战》中知道晋国以黑色为丧服,今山西一带(古晋地)仍如此。把文献所见与田野考查所得联系起来,说明了民俗的传承性,很有见地。不过为什么以黑色作丧服,唐先生还没有说得很清楚。在古人的观念里,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与死相关。而北方又主水,水色黑,故丧服用黑色。但唐先生又说,南方以白色为丧服。其实,用意与北方黑色差不多。因为南方主金,金色白,而金在五行中主刑,也与死相关,故白色亦可为丧服。
《欣赏》一书的创新性、开拓性,体制构架的完整性,合理性,论证具体问题的科学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著书的事业,说到底是一种永远只会留下遗憾的事业。一部书一字也动不了的情况,那是什么人也做不到的。何况唐先生的《欣赏》毕竟还是一部初创的著作呢!《欣赏》旨在通过中学语文教学对学生进行民俗教育,因此,与中学语文教材的有机结合是必须首先考虑的。一般说来,唐先生做得很不错,但比较薄弱的环节还是有,那就是结合外国教材谈外国民俗太少。
唐著引用例作不少,对有些例作的理解,我与唐先生有些出入。
关于《弹歌》,唐先生说:它“描写出了一个完整的狩猎过程”,是一首古老的“猎歌”。我觉得它更像一首“吊歌”,凭吊亲人的歌。古时候,亲人死后,裸葬在深山野林之中,野兽饿了,往往来偷吃他们亲人的尸首。他们于心不忍,便“断竹,续竹”造了弓箭,再击土,打死了野兽,兽肉又是自己的食物。“逐肉”是副产品,“吊死”才是主要目的。故《弹歌》不是“猎歌”,而是“吊歌”。
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古,影响极大,其中“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两句歧解颇多。《唐诗鉴赏辞典》说:“行前的时刻老母一针一线,针针线线都是这样细密,是怕儿子迟迟难归,故而要把衣衫缝得更为结实一点儿罢。”唐先生不同意这一解释,他引施蛰存《唐诗百话》说:“密密缝是一种民俗。”吴越乡间,“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作衣服,必须作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两句的重心是“慈母盼望儿子早日回家……而不在乎衣服是否结实、耐穿”。前说不得要领,故《辞典》编者自己也取怀疑态度。后说从民俗解释,方向是对的,但针脚不细密,为什么就会延迟归期,也没有把紧要处道破。“感应巫术”有一条原理:缝在衣服上的针线,可以与母子二人的心灵上的牵挂之线发生感应。衣服上的针线紧密,心灵上的针线也会愈紧密。多延迟一天,就多一天的痛苦,当然就只想提前回家了。
还有,鲁迅《药》里的“人血馒头”是治不好痨病的药,它象征着辛亥革命这剂药救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是唐先生说了的。但“馒头”本身也有象征意义,这一点,唐先生也忘了点破。古打油诗云:“城外土馒头,馅子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红楼梦》里有座“馒头庵”,庵名就是从这里来的。馒头是什么?是坟墓。把人送进坟墓的人血馒头,怎么会治好痨病呢?
一片白玉,偶尔出现一点点微瑕,不能因此而否定白玉的整体价值,何况我主观挑出的微瑕未必就是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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