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笔、直笔、大手笔，笔力尽透纸背；亲情、友情、故乡情，情满字里行间。三畅先生的《山灵与天籁》虽然分为“万物有灵”“履痕所至”“乡忆乡愁”“人情世态”四个部分，但总用一个“情”字贯穿所有文章。

先说“亲情”。《红花》一文写“我们”三姐弟读小学时同时被评为“优秀学生”，高兴自不必说，你看把爸爸乐的：“忽见爸爸从另一条路走来了，他手里提着一尾大红鲤鱼，我们姐弟快步迎上去，爸爸脸上也笑开了花：‘嘿，姐弟三个真的一人一朵大红花呀！了不起！’”子女以优异成绩向父母报喜，父母脸上“笑开花”，这无疑是一种其乐融融的亲情；《父亲酿酒》表面上是写父亲酿酒的过程，但在“选米”“焖饭”和“苯药”“烤酒”等步骤中，无不显出父亲的精细、里手和善良，“是个酿酒的行家”。在酒香飘荡大半个村子、父亲请大家免费尝酒的叙述中，作者对父亲的崇敬、爱戴之情也就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亲情有时还表现在夫妻之间。《插秧》一文绘出了夫妻和谐劳作的图画：“妇人很快插完了这一行，又另起一行，这一行插到终点时又和汉子另起的一行接轨了……这样，夫妇俩会合又分开，分开又会合。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那一铺绣了绿化的缎子就以加倍的速度延展、延展。”两人一同弯腰插田，一同直腰缓解酸痛，一同把插弯了的秧篼捋直，一同检讨“错误”。两个人心心相印，配合默契，形成了一种心灵感应，这何尝不是一种亲情？应该是一种超越灵魂的亲情。

再看“乡情”。尽管作者听过寒山寺的悠悠钟声，掬过漓江的清清江水，在涠洲岛看过茫茫大海，经历过黄石寨的蒙蒙细雨，这些他乡之情也曾使作者心情激荡，但比起故乡情来又稍逊一筹了。《黄桥铺》是离作者老家最近的集镇，在那里“母亲给我买了两个豌豆饼吃，很香很香；那香到现在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没有散去。”有时也一个人“怀揣一块多钱，走到那个小吃店，或吃一碗三毛钱的肉丝面，或吃三个五分钱一个的肉包子，感觉特别好”。为什么这里的豌豆饼“很香很香”？为什么吃这里的面条、包子“感觉特别好”？除了这些东西的味道地道之外，还注入了一种浓浓的乡情啊。要不怎么说“美不美乡中水”呢？再如《一派川流咏高沙》《扶峰山》《登同保山记》里同样“情满山水”，或因这里曾经有过父辈的身影，或因留下过自己的履痕，或因这里有名震九州的人文历史，或因这里有老同学留下的笔迹……情满青山山自绿，笔触所至情更浓。

“乡情”的表现还有另一种形式。在作者的笔下，《鹰》是禽类的英雄，《乌鸦》也可能报喜，《麻雀》应该是人类的朋友，《喜鹊》贯通人性；观《蚂蚁》《蚱鸡》童趣顿生，看《蜗牛》《蜈蚣》物微意深，《牛》《狗》懂人性，《霜》《雨》知时节；天上地下，万物生灵，在作者笔端，无不打上故乡烙印、抹上殷殷温情。

至于说“人情世态”，写鲁之洛的拳拳家乡情，写对傅治同老师的景仰心，则更是山高水长，人间真情了。

世间自有真情在，但要把这种“情”恰当地表达出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种表达对三畅先生来说又举重若轻。

要让事物成为感情的载体，首先就要对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对于一般人来说，檐水是最普通、平凡、单调不过的了，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显得神奇而又伟大。雨滴敲响屋上的瓦，接着雨水从檐口流下，在“流”的当中，先是“滴”，然后是“垂下一条水线”，再后是“水带组成一张”水帘。这时候，人们“耳畔只有檐水和雨水的合奏了”。读文至此，你不感觉到这个“合奏”是物我融合、物在情中吗。再看《捡豆子的老大娘》，她用连枷捶打暴晒的豆子，收完场内豆子后，还有许多“脾气暴躁”的豆子散落在禾场外。于是老大娘就去一颗颗地捡——扒开碎石捡，扒开杂草捡；落在瓜叶上的用手捏，落在泥缝里的用两个指头夹，连蚂蚁要抬走的豆子，老大娘也要怀着歉意把它收回来。没有生活的经历，没有对事物的仔细观察，没有对大娘的崇敬之情，能写得如此入情入画吗？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山灵与天籁》中，除了精准的叙述和描写外，语言的运用也是驾轻就熟。言及乡情，用谚语为之作注，行文精处，援引用画龙点睛。小孩看到乌鸦就唱：“老鸹叫，香油爆，老鸹喊，砧板斩”；写到泥鳅就自然引出俗语：“小孩听哄，泥鳅听捧”。写《蜻蜓》则引杜甫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以显生灵韵致；写《蚕》又引“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突出为人精神。文白互释，雅俗共赏，语言流畅而具文采，立意深而令人警醒。

故乡山峰斧削笔陡，大川弥漫烟霞，这是山灵；这里又蝉声斯斯，有如你唱我和，渔歌互答，这是天籁。但当你看到另一幅画面时，这又觉得这一认识太肤浅：一袭白色长裙的少女，在青山绿水的背景中用古筝弹一曲《高山流水》，少女才是山灵，音乐成了天籁。

山灵尽显神韵，天籁洋溢柔情。这就是三畅先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