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底市从邵阳市划出没多久，习惯上，大家都以为它还是邵阳市。邵阳市的“红学”研究很滞后，故谢先生的这部大著，我就一直把它当作邵阳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红学”专著，心里很骄傲的。

《文化考》全书共23万字，标价32元整。它如此畅销，原因很简单。

《文化考》宣布：流传了近300年的《红楼梦》（即《石头记》），写的完全是“娄底桃林湾谢氏家族与金陵（南京）乌衣巷谢氏之事”。这句话，初听起来，真是太有点吸引人了！

你不信？那就买一部《文化考》来看一看吧。

为了简化头绪，我只把娄底谢氏稍稍说得详细一点。

一、湘乡扶洲有一个谢氏家族，他们是东山（属湘乡）谢氏应德公的支脉。传至第一十四代绍芳公珩玉，娶妻易氏。易氏生三子一女，能干贤淑，母仪乡里，人称“珩玉太婆”。可天不作美，珩玉公英年早逝，族中少数不轨之徒，便趁机挤兑易氏。易氏忍无可忍，40岁那一年（1661），乃毅然拖儿带女，行乞至娄底涟源金石镇桃林湾定住。

《文化考》说：“珩玉太婆”即《红楼梦》中贾母的原型。

二、《红楼梦》中，贾母有子侄三人：贾赦、贾政和贾敬。桃林湾易氏太婆也有三子：长子添荫，次子添弦，三子添蒸。

《文化考》说：贾赦、贾政与贾敬的原型便是添荫、添弦与添蒸。

以上说的是珩玉太婆的儿子辈。

三、看《红》书第二回，贾宝玉的原型是添弦公的第二子如辉。查谢氏族谱，谢如辉，字我宝，“宝玉”之名，一字来自父亲“我宝公”的“宝”，另一字则来自爷爷“珩玉公”的“玉”。这根据很有趣，也很实在，不相信不行呀！

接着，《文化考》详辩了《红》书中两个很重要的人物贾琏与其妻王熙凤。结论是“贾琏的原型是添蒸的儿子顺观公”，王熙凤的原型当然就是顺观公之妻了。顺观公妻姓刘。证据确凿，分析中肯，花了不少气力。文繁，不具引。

以上说的是太婆的孙辈。人数多，不烦举。

以上说的是“人”。

四、据《红》书，贾赦、贾政住“荣国府”，贾敬住“宁国府”。而据《文化考》，康熙17年（1678），太婆长子添荫、次子添弦联手在桃林湾修建了三进九厅大厦一座，占地一万多平方米，非常气魄。不久，三子添蒸回老家扶洲周家湾，又独力修建了一座二进六厅的大厦，也同样气魄。两座大厦，一座在西，一座在东，方位与《红》书中的“宁、荣”二府完全相合。

很明白，《红》书中宁、荣二府的原型，就是谢氏兄弟的两座大厦。而稍前的“乐恺堂”，则为《红》书中的“大观园”的“原型”。

以上说的是“物”。

五、下面说说吴三桂与娄底谢氏家族的关系。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很快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后来竟称帝于湖南的衡阳，改元大周。衡阳与娄底毗邻，太婆之女，色艺俱佳，被这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风流王爷相中，选为爱妃，是理所当然的。

此后，娄底谢氏，深得吴三桂的恩宠，赏赐有加，暴成巨富，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1678年10月，吴三桂病逝，清人乘虚追击，灭了吴三桂。天下形势，一夜遽变。吴三桂成了反贼，追随吴三桂的成了乱党，与吴三桂关系特殊如谢家的，固不一定个个沦为以泪洗面的罪臣，但诚惶诚恐、朝不保夕的心境，短时间里肯定不会平静下来。《红》书中被抄的贾家与娄底谢氏为吴氏牵连的遭际又何其相似乃尔？

以上说的是“事”。

有了这三个“相合”，《文化考》说：《红楼梦》写的完全是“娄底桃林湾谢氏家族……的事”，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可以说没有了！

但是，好像还有！《红楼梦》里的“贾氏”怎么会变成娄底桃林湾的谢氏了呢？

谢先生在《文化考》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雄辩的解释：“‘谢’在娄底方言中既读‘谢’（xie），又读成‘夏’，而‘夏’与‘贾’谐音……由此看来，贾姓实际上指的便是谢姓。”

先秦时代，齐国的陈田二氏就相通，因为二字的发音是舌上与舌尖的关系，学者认同，故文献上实例累累。“谢”读为“夏”，“夏”与“贾”相谐，故“谢”可读为“贾”。“谢”读为“贾”，理由没有陈田充分。但作小说，假语村言连篇，稍有不合，亦无不可。故我基本同意《文化考》的结论。

这样一来，《红楼梦》与娄底谢氏便的确是脱不了关系的了，难怪《文化考·序》的作者孙伟科先生要说：“谢先生的努力，使《红楼梦》与湖南，与娄底发生了关系……至少在这点上，谢先生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

的确，值得尊重！

下面，我却要对《文化考》一书说一点未必正确的看法了。

我认为，《文化考》走的是典型的“红学”研究中的“索隐派”路数。这一派的先行者是著名红学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他著有《石头记索隐》，在批评太平闲人的红学研究时，指出他有“种种可笑之附会……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

看来蔡先生不欣赏一人一物一事的“附会”，而提倡对小说“本事”的研究。

《红楼梦》的“本事”是什么样的呢？

蔡先生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从大处来看如此。

蔡先生又说：林黛玉影朱竹垞，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爱书，刘姥姥入黛玉室，说“竟比那上等书房还好”。薛宝钗影高江村（即高士奇——引者）也。

从小处看又如此。

“索隐派”的研究，一般是先找出一个可以附会的故事或人物来，如什么顺治与董小宛的故事之类，然后便尽意附会，直到完全达到自己心中的目的时为止。

“考证派”的大师胡适先生在其《红楼梦考证》中，毫不客气地讥笑“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猜谜”的方法，而且猜的还全是“笨谜”。

让我们再联系南京谢氏简单地谈一谈吧。

《文化考》说：谢氏祖宗有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石”字：谢安，字安石。谢万，字万石。谢石，字石奴。他们都住在南京，而南京却叫“石头城”，写谢氏故事的《红楼梦》，最初也正叫《石头记》。

于是，《文化考》的作者振振有词地发问说：“《石头记》记的不是谢安……家族的事，又是何事？”谢氏家族与石头之间好像真是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似地……

《文化考》还有很惊人的宣布呢：《石头记》的底稿，原来是娄底谢氏家族的一个叫“谢三曼”的姑娘写出来的！曹雪芹的《石头记》，实际上只是对三曼的手稿反复琢磨、细心演绎而取得的成果。如果我们认同曹雪芹是《石头记》的第一作者。那么，作为底稿起草人的谢三曼，给她一个第二作者的待遇，理应是绝对合理而又合法的，我们多么希望《文化考》这一个“宣布”也能为世人所认同。

可惜，太遗憾了！

《文化考》又非常慎重地宣布了这样一条：谢三曼的《手稿》，在谢先生父辈手里是收藏得很好的，谢先生也亲眼见过。可是，在他撰著《文化考》，亟需查检这份《手稿》的时候，手稿却被老鼠咬得一塌糊涂，“片纸无存”了。

天呀！从今往后，曹雪芹的《石头记》与谢三曼的《手稿》之间的关系，永远就只能是一个查无实据，又死无对证的“大哑谜”了！“索隐派”的“谜”，再笨也可以瞎猜。“哑谜”也者，它却是只能让人闭紧嘴巴，什么话也说不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