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的童年时代,每逢过年,每家每户待客的副食有限,大多是本地土产,像薯粑粑、薯干、慈姑……档次高级点的,就是用粗河沙炒制的红薯条,黄橙橙,香脆可口,吃起来“嘎嘣”响,我们叫它“薯壳子”。要吃到商店买的红艳艳的杨梅酥、猪腰子饼干,需要等到正月初有客人到。
做薯壳子,得先准备好红薯粑粑。冬阳里,母亲从风干了的红薯中挑选个大饱满的白皮薯,洗净,削皮,再用大鼎锅猛火煮熟,然后文火慢慢熬制一夜。第二天,掀开鼎锅盖,水气泱泱,倔强的红薯变得软绵绵,沉积在锅底的红薯糖浆散发着馨香诱人的气息。接着,我帮着母亲把烂熟的红薯用锅铲捣碎。
母亲拎来长方形的模板,像本厚厚的线装古书。我又帮着母亲在模板上垫上纱布,然后铲起一坨红薯泥,放进模板里。母亲飞快地用菜刀“复制”出一块块红薯粑粑,那专注的神情有点像油印工人。做好的一块块湿润的红薯粑粑在冬阳的热情抚摸下和北风的吹拂下,成了柔软香甜,带嚼劲的干红薯粑粑。
等到冬雪纷飞的腊月,家家户户守候在柴灶房,烤着柴火,通红的柴火映照得每个人的脸蛋红扑扑、心里暖洋洋的。就连那条不怕冷的土狗也赖在灶火边,闻着锅里的饭菜香,吐着舌头,涎水悠长。
“炒薯壳子啦!”母亲悠长的声音传来,我们立马围拢来。只见母亲提着一口铁砂锅,这是一口有漏洞的铁锅,母亲舍不得丢弃,专门用来炒薯壳子。
炒薯壳子,第一道程序是把挑选好的粗河沙放进锅里,待每一粒沙子充分吸收热量变得滚烫时,再把我和姐姐事先用红薯粑粑剪好的薯条放进铁锅。剪薯条时,我会花点小心思,剪出各种花样,有的是数字,有的是熟悉的猫啊狗啊,总之自己能想出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但在时间紧时,在母亲催促下,大多剪成长条状。最后趁铁锅河沙滚烫时,掺进薯条。
翻炒是做好薯壳子的关键,得时刻不停地炒,慢了,火大了,都容易烧焦,吃起来苦涩。火候也是关键,火大了,用铁夹压压,火小了,用吹火筒吹吹。母亲翻炒薯壳子总是特用心,每次做出的薯壳子总是黄橙橙、香喷喷、嘣脆脆,全家人都喜欢。
这种河沙翻炒的薯壳子一吃就是好多年,直到我读高中。改革开放后,家里种了油菜,每年可榨上百斤菜籽油,不再用粗粝的河沙炒薯壳子了。过年时节,菜籽油在煤气灶上翻滚起舞,我把薯条放进油锅,整个新屋厅堂霎时弥漫着薯壳子和菜籽油的馨香。
我工作后,有了儿女,父母也慢慢老了,再也不做红薯粑粑。不是不想做,而是姐姐、姐夫每年从城里带来许多年货,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水果、干果,还有酸奶、糕点,物品堆满厢房。
过年时,儿子看着满桌子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物品,这个尝尝,不合胃口,扔在桌上,又拿起那个尝尝。我看着整天只知道读书懒于家务的儿子,便要他拿来姑姑做的红薯粑粑,试着做些薯壳子。说起薯壳子,儿子竟懵懵懂懂,问:“是什么好吃的玩意儿?”“试试不就知道啦!”我答道。
儿子开动脑筋,也像我当年那样剪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图样,只是他剪出的图案是我小时候没有的,有动画人物,有非洲大象,有太空飞船……我那时顶多剪个孙悟空。儿子把一件件“艺术品”放进油锅,不停玩弄。看着一件件“作品”在油锅里起舞,再慢慢镀上一层金色,像油彩画,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
“快尝尝,看看薯壳子啥味道……”我催促着。儿子拿着一个“中国结”啃了一口,又嚼了个“千纸鹤”。“太好吃了!”他感叹道。
是的,靠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带着家乡泥土馨香的幸福生活,怎会不香甜可口!
(谭喜爱,邵东人,现任教于邵东县火厂坪镇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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