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村的北门口，住着一对卖杭州小笼包的老夫妇。在我尚未入住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北京待了许多年。据说，他们用卖小笼包的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又给儿子娶了媳妇。除了过年，他们一年到头都待在北京，好像这里才是他们的家。但又明显，他们从未眷恋过明光村。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随时都可以离开另起炉灶的漂泊感，和跟所有来吃小笼包的顾客都是陌生过客的疏离。他们的小笼包非常正宗，我吃过一次，就上了瘾，隔一天不吃，便很是想念。他们的米线和馄饨，也无比美味，就是桌上的一小碟咸菜，不知为何，也比别家的更清香一些。

我每次吃小笼包，都要几瓣大蒜。老板娘从来不会像别家那样，响亮地来一句“来喽”。她只装作没听见一样，转身进屋，也不知在小而拥挤的店铺的哪个角落，寻到了一头大蒜，皮早就干透了，轻轻一搓，就窸窸窣窣地掉下来。女人将蒜放到我的面前，依然一句话都没有，便去忙碌。

有手艺的人，总是牛气的，我如此总结这一对不讨好任何顾客的小笼包夫妇。

有时候，忍不住会对他们的冷淡生气，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吃了，就连附近枫蓝国际地下一层拥挤的美食城，都比这里服务态度好。

可是没过两天，我又忍不住，被路过时小笼包鲜美的味道撩拨着，挪不动腿。即便是绕着他们简陋的店铺走，女人将长而柔韧的米线，弯腰从夏天的铁桶里捞出来时，那水嘀嘀嗒嗒落在沸腾的热锅里的声音，总在我的耳畔回响。我又恍恍惚惚地迈开腿，朝明光村门口走去。

况且，哪个美食城，是开在一株茂盛的大槐树下的呢？这跟“明光村”三个字，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想想，初夏的傍晚，坐在大槐树下，被清凉的风吹着，蘸醋吃着一小笼蒸包，这跟乡下的人，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呼噜呼噜地吃一碗面条，有什么区别？不外乎一个是蹲着，看地上的蚂蚁抢剩饭吃，一个则悠闲地坐在板凳上，看风中来来往往的路人。这比挤在地下小吃城里，看人脑壳和屁股，不知要好多少倍！

所以我跟自己置气没两天，便放下颜面，又灰溜溜地走到他们的小吃摊上，自己抽出廉价的餐巾纸，擦擦落了一泡麻雀屎的板凳，假装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叫一声：老板，来一碗米线，外加半份小笼包。

女人依然是淡淡的，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连一个“哦”字也没有。但我知道不用催促，不过是五分钟，她或她的男人，自会将我所需，准确无误地放到我的面前。

在吃到额头上浸出细密汗珠的时候，对女人的埋怨，便随着汗水从体内全部蒸发，又被餐巾纸擦过后，丢进了大树下的垃圾桶里。就像他们从未记得我是谁一样，我也因这样家常朴质的美味，而在那一刻，原谅了他们的冷淡。

每天出出进进，我从未见过老夫妇的儿子来过。据说他们的儿子儿媳也在北京打工，因租住的地方太小，又每天忙碌不休，平日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有。在北京，有多少一年都不会见面的夫妇或者家庭呢？他们所有的打拼，都是为了年底的那一场狂欢。但像小笼包夫妇这样的，其实狂欢也没有多少吧？他们如此沉默寡言，好像每日奔波的蚂蚁，在这个世间所有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忙碌。

那是秋天，小操场上铺了薄薄的一层落叶，叶子是从院墙外飘进来的。夏天的蜗牛已经不知去向，只留下干枯的外壳，跟知了一起，挂在粗糙的石灰墙上。如果不是远远的明光村周围汽车鸣笛的声音，这样闲坐在窗前，看树叶飘落的时光，与古寺闲听钟声的静寂，没有什么区别。

我于是对同住一室的秋子说：等我老了，就搬去尼姑庵住，每天都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的美好自然，比做学术好多了。

秋子笑：不过我倒觉得，真正的隐士，都是在闹市里能够心中有静的人，比如……

比如明光村门口，那一对卖小笼包的夫妇。我抢先一步脱口而出。

说完了，两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片落叶，永远也惊不醒一只朝冬天走去的蜗牛。

尤其，是世间安静不语却心怀笃定的蜗牛。

（安宁，生于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