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多年前，曾国藩给“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撰写的碑文说：“（邓显鹤）自甫掇科名，即已厌薄仕进，冥然有志于古之作者。”在曾国藩的眼中，邓显鹤“厌薄仕进”，视富贵于浮云，视功名如粪土，而独钟情于文章。果真如此么？

后来，我读了邓显鹤的遗著《南村草堂诗集》《南村草堂文集》，发现邓显鹤虽然“稍长志竹帛，树立期汗青”，但对于功名其实是动过心、用过力、期过望的。他说过“读书二十年，意在博青紫”，他说过“圣不辞委吏，贤不耻抱关”，他还说过“文章乞食实奇辱，贫贱骄人空美谈”。

但为什么后来邓显鹤就“厌薄仕进”了呢？近日翻读《新化文征》，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这固然有邓显鹤科场不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让人“泼了冷水”。邓显鹤二十七岁考中举人时，年龄并不算大，但后来却屡试不第，直到1826年才遇到了一次大挑的机会。所谓大挑，是当时一种将落榜举人召集起来进行面试，从中择选人才的制度。其中大挑一等授为知县，大挑二等授为教职。

邓显鹤刚踏上北上进京之路，他的二哥邓显鹃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入京后“向吏部递呈改教”。这无异于一瓢当头“冷水”，让邓显鹤多少有些不舒服。接到哥哥的信后，邓显鹤复了一封信给哥哥，说他的朋友们都劝他“作县官”，委婉地拒绝了哥哥的劝导。其实，邓显鹤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一道分水岭。做县官是肥缺，富贵险中求，“压力山大”，但也容易出人头地，建立功名；而任教职呢，是苦差，是坐冷板凳，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压力也小很多，时间也充裕很多。有机会谁不愿意搏一把呢？即使不是奔着富贵去，获得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是好的。

收到邓显鹤的回信后，邓显鹃知道他并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看来，一瓢“冷水”还不够，还得加一瓢。邓显鹃只好又给邓显鹤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邓显鹤“负气傲岸，秉性赣直”，又年已五十，体弱多病，要他吸取叔叔邓长信为官清正廉洁，却被流放西北多年，有家难回的教训，不要轻易将自己置于官场的绞斗中，受累受困；不要让子侄们沉迷富贵，不事奋斗，败坏家风，自毁前程。总之，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就是不让邓显鹤作知县，至于能否就到教职则并无关系。为了彻底打消邓显鹤的官念，邓显鹃还在信中说要在家乡给邓显鹤盖栋房子。这就不仅仅是“泼冷水”，而是“拆梯子”“下通牒”了。

我不知道邓显鹤接信后作何感想，但显然他最后听从了邓显鹃的劝导，没有做知县，而是成了宁乡训导和濂溪书院的山长，并从此卸下了功名之心，潜心于诗文创作和文献整理。而邓显鹃的心迹，在他写给友人李春湖的信中有所披露：“而舍弟湘皋（邓显鹤，字湘皋），负气傲岸，与物多迕，尤不欲其久涉仕途。”

邓显鹃虽然给邓显鹤仕途“泼冷水”，但对于邓显鹤从事著述却十分支持。有一次，邓显鹤途中遇险，他刚从一只船换到另一只船上，结果他原来乘坐的船马上沉入江底，吓出了一身冷汗。邓显鹃听说后，百般安慰，细心询问邓显鹤诗稿文集有没有掉，并嘱咐他：“所失衣物资斧何足道，唯诗稿文集，一生心血所注，必不可失！”

五十岁以前，邓显鹤虽然已经名满天下，但他因家中遭到火灾，“四十以前所著诗文及撰录，均付一炬”，所存著作无多。邓显鹤编著的重要著作《宝庆府志》《楚宝（增辑）》《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船山遗书》《周子全书》等都是在他参加大挑以后完成的。

很显然，邓显鹤后来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诗文大家、文献巨子，与他大挑时选择压力相对较轻、时间相对宽裕的教职有着直接的关系。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两瓢“冷水”，世间只不过多了一个有文才的知县而已。古往今来，当知县者如恒河沙数，多邓显鹤一个不多，少邓显鹤一个不少，而对于学界、诗界、文献界来说，没有邓显鹤无疑会失色许多。

当世功名，身后文章。在感谢邓显鹤给我们留下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感谢邓显鹃当初给邓显鹤泼的那两瓢“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