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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荣光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故乡母校——临湘市沙坪学校特有的钟声。当时同学们风趣地把它编成歌谣吟唱：“上三下四，预备两下，集合乱打”。与其说是钟声，不如说是“钢声”，因那钟是一截破旧钢管改制而成，它静静地吊在学校一角。从我发蒙的那天起，无论游历何方，这钟声始终镌刻在心中，萦绕在耳旁，是那样的悦耳、温馨、难忘。

今年孟冬的一个周六，阳光温煦，我们一行二十余位游子重返母校的怀抱。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这所村办学校度过的。阔别四十四年了，多少魂牵梦绕、多少课间旧话，无时不回荡在我心间。

母校是1960年由一个旧气象台改建而成的，坐落在一个黄土山包上，掩映在雄伟的鹰咀岩大山的裙袂下，六间教室“一”字形排开。一出母校的门就要爬坡，晴天黄尘扬，雨天泥沾裤。我家离校有三华里，弯弯的山道，窄窄的田塍，都深深烙下了我儿时的足印。有时“当当”的预备钟声响了，我卸下清晨从山上砍来的柴枝，连饭也顾不上吃，提上书包，箭一般冲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奔往教室。

故乡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但尊师重教一直是乡亲们的传统，他们深知文化对他们下一代前途的重要性，我母亲更是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视为圣言。可当我刚进完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门关了。刚加入红小兵的我，因为还小，不能像红卫兵那样去大串联，我整天除了帮母亲做点家务，就是睡大觉。这下急坏了母亲，过不了两天她就催我去学校，看看是否开课了。一连几周过去，我都失望而归，有的同学干脆横下一条心挣工分去了。我不是干农活的料，母亲也心疼我，不让我去干，她说：那你去砍点柴吧。就这样，我当上了樵夫，一把柴刀、一根柴担成了我打发时光的伙伴。

一下子没书读了，我很苦闷，经常无事就爬到屋后的麓阴埂山上向学校眺望。一天，学校突然响起了高音喇叭，我以为是复课了，连书包都没拿，一口气跑到了学校。原来是大队革委会开批斗大会，一大帮戴着冲天纸帽的五类分子，跪在我们的课桌搭成的台上。一阵批斗过后，学校归复了死一般的沉寂，我怅然若失地坐在学校的台阶上，痴痴地望着已生锈的那筒钢管，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青涩的年华，不安的青春，在苦苦期待中逝去，好不容易等到了1968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那天傍晚，我挑着一担柴回来，父亲说，你们又有书读了。我有些不相信，但第二天当那“当当”的预备钟声响起，我兴奋不已，欢蹦着，叽叽喳喳像鸟儿一样飞向学校。

母校从蹒跚起步到今天，艰难地送走了五十四个春秋，从它的乳汁中成长走出大山步入高等学府的学子有三百多人。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加上家长们一心把孩子送往外地名校就读，致使母校一度被生源和师资所困扰，学生数量从高峰期六百三十多人减少到四十多人，学校由初中降为小学，后经老支书的四处游说和大力支持，村里投资新建了近两千平方米的教学楼，加之社会名流志士的慷慨解囊，学校又添置了近三十多万元的课桌等教学用具。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人数又上升至一百四十多人，而且教学质量名列全镇前茅！

腼腆、稚嫩的一年级学生李子金代表全校师生致完欢迎词后，我们在校友魏金波老师的陪同下徜徉在本村企业家李雪飞捐资修建的水泥路和操坪上，当我们信步来到一棵高大的香樟树面前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是音乐老师陈克东当年栽的。记得当年为给几位临时插班学生取教材，一天早上，他骑一辆旧自行车去县城，来回近百里沙石公路，连午饭都没吃，下午三点多才赶回学校。当他捧着几本新书，送到同学课桌上时，我们看见他的脸颊一侧贴着一块还渗着殷红鲜血的纱布。原来那辆自行车刹车失灵，下坡时他重重地摔到了公路旁的墈下……他老人家早已作古。睹物思人，物是人非，我们不禁上前久久抚摸着他亲手栽下的这棵香樟树。

母校的容貌已今非昔比，母校的那截钢管亦踪迹难寻，但它撞击发出的钟声悠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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