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岳阳踊跃开展捐粮支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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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水滔

甘治国

洞庭湖区历来有“天下粮仓”美誉。

位于洞庭湖区岳阳在解放初期“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鼓舞下，全力以赴开展规模宏大的捐粮支前运动，保障了过境和驻地部队的军需供给，为争取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大军过境任务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广大城乡尚存在着散股顽匪的骚扰。1949年8月～1950年1月，在湖南先后过境的解放军部队约120万人，骡马近10万匹。

当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在湖南境内正与国民党白崇禧部激战，人民解放军第二野经湖南向大西南挺进，地处湘北的岳阳是解放军南下和西进的必经之路。临湘县有解放军湖南军区第四纵队汇集整训；岳阳县有驻军四七五团、铁道兵团护桥队、解放军第十四医院等16个单位、7000余人；湘阴县有驻军约2.4万人在高坊乡、新市乡一带休整，有先遣司令部队900余人驻防城关执行清匪安民任务。此外，党领导下的第十一师和湘北人民自救军1500余人在等待整编；平江县有驻军1万余人，过境的有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的6个师，再加上炮兵部队、后勤机关好几万人；华容县有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从华东转战西南过境。各县除筹粮支援源源不断的过境大军及驻军外，还要保证南下各机关部门的正常运转和大批干部的正常工作，任务十分紧迫。

统一计量定标准

筹粮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计量问题。旧社会普遍使用的是斗、斛、石，计量秤也不统一，有14两一斤的，也有16两、18两的，给征粮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刚刚解放的岳阳，群众思想不稳定，不了解人民政府政策，加上坏人造谣破坏，给支前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各地的田亩面积、产量、人口、劳力负担等基本情况都不清楚，拿不出明确的征粮政策和实施方案。

当时“黑田”多，即有的田土未上册，有的涂改了田亩册，有的假立户头，将田分散，有的互相隐瞒，还有的将地方无益公产转化为有益公产。

1949年8月1日，长沙各分区（当时境内除华容属常德专区管辖外，其他各县属长沙专区管辖）支前司令部在岳阳县城成立，司令员由专员兼任，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任。随后，各县也组建成立了知前指挥部，县所属区、保均建立相应机构，担负支前指挥工作。多数南下干部被分配到各区开展筹粮工作。

各县组织一支筹粮骨干队伍，举办干部短期培训班，学习结束后，组成若干工作队，分赴各乡开展筹粮工作。各县发动小学教员、建设学院学生和县区干部深入区乡做工作。还组织当地一些参加过革命斗争、有一定组织活动能力的老同志和一些表现较好的留用人员、旧乡保甲长开展筹粮工作。

为了统一计量，各县人民政府赶制了一批标准秤，由县人民政府发到征粮点。

征粮对象主要是有租谷收入的地主、富农。筹粮数额根据其余粮情况定，原则是“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的不出”。为防止瞒田瞒产，各地成立评议会，发动群众自报自议、民主评议、张榜公布，确定征粮数目。通过设立密报箱、利用矛盾相互揭发等方法，开展挤“黑田”工作，确定征粮数目。征粮标准规定：地主不得超过其全年粮食总收入的50%；富农不超过35%，佃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15%，贫农一般不借或不超过5%。采用先借后征，以借抵征的办法开始筹粮，即借粮收据由县政府盖印，日后抵交公粮。

晓之以理化风波

大峰乡(今岳阳县饶村乡)饶村段畈素有“粮仓之称”，但有些交粮大户对借粮认识不清，抱有抵触情绪，不肯积极送交粮食。山西晋中区盂县、五台县组建的南下工作队员苗福林找到乡政府财粮员谢晓风，谢当时还是比较进步的，也愿积极协助工作。因苗福林的山西话群众听不太懂，而群众讲话他也只能听懂一部分，谢晓风能听懂苗福林的话，便给苗福林当“翻译”。

杨林乡王安屋有个姓王的大户(地主)，应交3万斤借粮，他却只愿交1万斤。苗福林听了情况汇报后，便亲自上门做工作。一进他家大门，一条恶狗突然向苗福林扑来，咬伤了他的右腿，血流不止。王地主见咬伤了区南下干部，吓得向苗福林下跪赔礼，并用土方草药给他敷好伤口。苗福林忍着伤痛，依然和颜悦色地向王地主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借粮政策，要他丢掉幻想，认清形势，争取当个开明人士。王地主当场表示，一个星期之内，一定将应交借粮交给人民政府，并要留苗福林吃午饭。

拔掉了这颗“钉子”，其他抵触不交的大户纷纷交清了应交的借粮。仅用了20多天，大峰乡便完成了100多万斤的借粮任务。

岳阳县段塘一地主家存放30万斤粮食，中共党员傅道佩组织解放社社员一面作地主工作，晓以大义，要他认清形势；一面通过关系派解放社社员进去，以看守粮库为掩护，监视户主行动。当时，30万斤粮食全部交给县人民政府。荣家湾解放社成员老潘、老何，通过策反县参议员荣议员，将义仓积谷30多万斤和以乡政府名义向当地地主征集的8万多斤大米，全部供应给过境部队。

1949年5月26日上午，福义乡（即后来的毛田区）第七国民小学教师许碧松正在给学生上课，有人送来一封信，是湘北省通城县支前指挥部副指挥长黄菊庄写来的，信上只有八个字：“通城解放，速来议事”。原来早在抗日时期，老许就加入了共产党，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黄菊庄就是许碧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直接领导人。老许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通城县城。驻通城的人民解放军第10军120师358团（代号龙江部队三八大队）政委张烈交给许碧松一项重要任务：就近筹集一批军粮支援部队。

为了摸清国民党岳阳县政府田粮处存在福义乡的公粮情况，许碧松等人找各保保长、仓库管理人员和知情群众调查，很快摸清了当时存放在全乡10个保的公粮共51万多斤。并明确交代各保长和粮仓长，这批公粮全部交给解放军，不准隐瞒和私分，更不准支敌，违者严惩不贷。还摸清大屋鲁家和甘田沙田三处也存放了11万多斤公粮。为保这些粮食，派来一个连护运。当时，毛田革命活动蓬勃开展，在许碧松等向群众宣传“穷人要翻身，支援解放军”等道理后，毛田人民掀起了“支前光荣”热潮。群众肩挑担子，手推土车子，插上红绿彩旗，写着“支前光荣”“送粮光荣”等标语。

经过紧张的工作，很快筹集到40多万斤军粮。为了迅速将这批军粮运往部队，运粮大队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和措施，大家夜以继日地推谷碾米，准备箩筐扁担，宁静的山村，顿时一派忙碌。在很短的时间里，40多万斤军粮就全部安全送到了部队手中。龙江部队的几位首长对毛田群众在支前工作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一再表示赞扬和感谢。1983年9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烈同志，在给许碧松的来信中，仍念念不忘那40多万斤军粮的事。

水陆并进忙送粮

为确保粮草及时供给前线，各县在大军经过的县城和交通要道设置支前供应站，准备茶水、大米、柴草、车船和向导。建立船运队、担架队、勤务队、人力车运输队等群众运输队组织。有时为防沿途土匪袭击，还派地方武装押送。在运送粮草支前工作中，长沙专区动员了194.3万个民工，修理码头动员了14.6万个民工。岳阳县城陵矶港共组建16个船队，船队由班、排组成，每班10～15只小划子，遇到大风浪，小船不能开，就开风帆船，当时旧政府移交给新政府的8条风帆船承担此任务。城陵矶港按时完成运送至益阳、常德、长沙、荆州等地3万余人和1100余头骡马的转送任务。湘阴县组织2900多辆人力车，均按班、排、连编排好，在县内13个码头和4个粮草集中站组织搬运工人908人，肩负突击任务。华容县几条简易公路，残缺不全、无法通车，运输主要靠水路，县里设城关、北景港2个兵站，县委利用保甲长做通曾担任过水保长的孟良的思想工作，以孟良为主成立船业公会，很快把船只集中起来，将粮食及时运到前线。平江县大多是山路和崎岖小道，要将筹集的粮草运到支前点并不容易。如平江县岑川离支前点梅仙有好几十里路，中间要翻越两座大山，农民们大多是靠人力“两头摸黑”一担担挑送。

在广大农村掀起群众性征粮支前热潮的同时，城市的工人群众也开展了增加生产、恢复交通、支援前线的运动。1949年10月，在配合铁道兵抢修汨罗江南渡铁路大桥时，湘阴县委发动1000余名民工参加，5天后竣工通车，支援了粤汉铁路的通车。

借（征）粮工作，历时近半年，由于党政军各方面的努力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各县基本完成筹粮任务。岳阳县不到1个月，完成4300多万斤粮食的借（征）任务；临湘县于11月中旬共征借大米942万公斤，木柴1.85万公斤、马草314万公斤，全面完成任务；湘阴县于11月中旬完成征借大米435万公斤，木柴68.9公斤，稻草14.4万公斤；平江县1个月筹集粮食330万公斤，柴草150万公斤；华容县至1950年春节前，全县完成征收公粮1319万公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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