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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那一年我入住山村，带去了一辆捷达。当时山里只有一条乱石横陈的公路坯子，司机们已将就了好几年，总是大起大落如同骑马。车到狭窄处或危险处，被路边荆棘拉出尖声，被轮下溅石砸出巨响，又成了野战部队的坦克出征，每次都落下一个伤痕累累。

作为山村里冒出来的第一台乘用车，这辆捷达还是引来乡亲们的好奇。有干部要借它去开会，有教师要借它去家访，有农民要借它去接高亲……急得我立刻下令闭嘴：“汽车是老婆，岂能随便借？除非要救命，一律免开尊口！”

后来还真有人开了尊口。一农家半夜打来电话，说要送孩子急诊。我只好履行承诺出车相助，在车灯只能照见前面两三米的瓢泼大雨里，跑了十几里路，一路颠到卫生院。车上两位送孩子的农妇觉得车座很舒适，其中一位说：“这车比中巴好。师傅，下次我来看我姐，还是坐你这车。”

我没法解释营运车和私家车的区别，只能连声说好。

农民很朴实，农民的汽车观也很朴实——这种铁盒子在他们眼里也就是牛呵马的，犁呵耙的，邻居之间借用一下，不是什么大事。年轻一代新知识较多，至少知道它价格不菲。因此，当我鼓励他们的自信，大胆预言二十年后他们也能开上车，他们都觉得我信口胡说，纯属忽悠，把他们当娃娃哄了。“不用开车。最好是政府发一种药，吃一颗丸子就三十年不用吃饭，那样更好些。”他们这话明显地暗藏讥讽。

连我也大吃一惊的是，其实无须二十年，不过是十年之后，我的乡下熟人一个个拿上了驾照。这一天，是乡上在学校里召集什么会，我正好从那里路过，一眼看去，几乎半个操坪都停满了小车，亮闪闪的一片。正好有学校里的割草机在吱吱吱地割草——这声音，这景观，哪是什么汨罗市的山区乡，不就是美利坚吗？除了见面不说哈罗，除了手里没拿一份外卖的汉堡包，这些走出车门的汉子与汤姆或托尼还有多少差别？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南方的一个贫困乡，或准贫困乡，谁信呢？事实上，来自华盛顿的女教授芭芭拉随我看了两个村子以后，曾一直在摇头表示迷惑：No，这不是中国，不是。

因为车多，车的利用率低就高不起来。一个泥瓦匠来我家帮忙砌个鸡埘，不过是从村头来到村尾，也开上了一辆奇瑞。但他不开还不行。奇瑞是他嫁女时收的一份聘礼，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没法搞营运（此类车已太多），也不宜长期闲置（对不起一份车险），那么开上它在村里串串门，砌个鸡埘或上个屋梁，打点麻将或喝杯小酒，也算是废物利用的不得已之举。车主的母亲九十多岁了，坐车坐上了瘾，有时去菜园里掐把葱，也要儿子开上车。“我实在是不想活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条水泥路修得这么好，汽车都开到家门口，那我怎么说还得再活一两年吧。”身旁一位退休教师也大加感叹：“这日子是得慢慢地活。二婶子你看，这一不交农业税，二不交学费，种两亩田还领这个钱那个钱。要是政策再好一点，明年政府会不会派人到乡下来喂饭？”

这口气听上去倒是像喜中有忧。

按经济学家的说法，修路算投资，买车算消费。其实不修路就不会有人买车，不买车也就不需要修路，可见投资与消费在这里互为动力，其界限并非教科书上那样森严刻板。文化这只更加“看不见的手”也在兴风作浪。中国人最讲面子，于是陪嫁要有车，接客要有车，青年人比“酷”更得飙车……汽车时代的面子主义一旦发作，便倒逼出修路架桥大动木土的热火朝天，不但要乡乡通，还要村村通，还要组组通和户户通——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看到这种景象，可能对非理性的汽车消费热潮暗暗扼腕，却没法对经济前景表示悲观。起码，十年二十年内的GDP能低到哪里去？

不过，生态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会由此担心中东的石油和南极洲的臭氧层。这些事离中国农民当然是远了点。不过，医生也不是经济学家，至少有理由忧心如焚地说到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这些以前叫做“富贵病”的东西，眼下正在乡村迅速蔓延，危及很多人的性命。这是不是与人们的体能活动急剧减少有关？是不是与人们在车轮上的安逸太多有关？是不是与汽车太多有关？正是想到这一点，我穿上一双草黄色胶鞋，差不多是老古董的那种，在村头村尾到处乱窜，逢人便讲出汗的重要性，多走路和多干活的好处，特别是对青年人中越来越常见的肥大肚腩一再提出警告。我发现很多人多是笑一笑，支支吾吾，似信非信，大概觉得我又来忽悠了——就像十年前听到我发布关于汽车的预言。

我的喜感在于，作为一个文化人，我总是被村里人尊称为“先生”或“老师”，一再接受隆重礼遇，但一到具体问题上，我发现没几个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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