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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宗亮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农村招工进城。当时随我一起回城的还有妻子和两个子女，但他们仍然吃的是农村粮，那时管叫“黑市粮”。吃黑市粮的人不仅吃的粮食买价比商品粮要贵很多，而且还没有城市户籍，入托、入学、招工都没得份，地地道道的城市边缘人。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非商品粮问题，那妻子、孩子将永远是另类人，一辈子享受不到城里人享受的各种优越。一想到此，我和妻子揪心般的焦急，常常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其实，国家每年都有一批“农转非”的指标分配到各地。那些指标分给谁，国家都有规定，但到了下面往往走样。许多有关系、有门路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之僧多粥少，怎么也轮不到我们的头上。亲戚朋友劝我，为孩子的未来着想，何不低点头，破点费。我虽然生性耿介，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但遇到关乎妻儿一辈子的大事也只能扭曲性格去做违心的事。一天晚上，我和妻子提着烟和酒去登门求人了。谁知那位领导见我们很面生，怎么也不让我们进门，就隔着挂着门帘的纱门和我们搭话。听完我的叙述之后，他抛出一句话来：“解决农转非，上面有政策的，你们不在政策范围内。”“我是回城知青，在政策范围内。”我不知厉害地辩驳。因为我知道好些个类似我这样的回城知青都托关系解决了家属农转非问题。“今后有条件会考虑你们的，回去吧。”言罢，“哐”的一声，门被重重地关上了。我不泄气，重复登门，然无一例外，每次都被拒之门外。有次，我和妻子敲响门叙完事后将礼品悄悄放置门外，急急下楼。刚下完楼梯，便听得外面“哐当”一声，近前一看，竟是我们刚刚停放于门口的烟酒，此时已被门内主人从窗口扔出，掼在地上，酒水流了一地。睹此情形，大脑一片空白，刚才还怦怦直跳的心脏一下子像被人丢进了冰窟，冷到了极点。我当时真想一头撞墙，想到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强咽泪水，悻悻离开。

自那日遭受冷遇之后，我的心彻底冷了——就让她们母子做一辈子“黑市人”吧。人生于世，不能失去尊严。

这一拖就是六年。1985年，系统整党在全国铺开。我当时在县广播站当编辑，临时抽调到县委整党办教育组编写讲课资料。那日，办公室来了一位领导，名叫刘文锋，时任县政法委书记。刘书记平易近人，平时大家都喜欢和他闲聊。他坐下后先听我们汇报，完了，便和大家围坐一起闲聊。见大家说话无拘无束，我也插上一句：“刘书记，听说您明年将调往县公安局当局长，是吗？”“是的，上面已跟我谈了话。”刘书记点点头。见他那样随和，我不经意地又补上一句：“您当上了局长，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家属的农转非问题。”“怎么，家属的农转非还没解决啊？”我点点头。他扬扬手:“到时候再说吧。”（因当年解决农转非的实权就操在公安局）

当时也就是这么随便一说，谁去把它记在心里。秋叶落尽，冬雪消融，转眼到了1986年春天，我还在整党办上班。那日上午九点许，忽听到走廊上有人在呼叫：“廖宗亮在哪个办公室？”闻言，我即跑出。见呼叫者身穿公安服。我一下呆住了：怎么一大早就有公安人员找上门来呢？我朝那人挥挥手：“我在这里呢。”那人走进办公室，将手中的黑皮包往桌上一放，说：“快写个东西吧。”我又一惊，嗫嚅着说：“我没犯什么事，叫我写什么呀？”“写报告呀。”“什么报告？”我更疑惑了。“你不是跟刘局长说，要求解决家属子女的农转非吗？刘局长把这个事交给了我来办，你先补写个报告吧。”有这等好事？顿时，我懵了，晕了，糊涂了，惶惑了，不知身在何处，不敢相信此事。我试探着补问一句：“真的有这等好事？”那个公安笑着推我一下：“发什么呆，快写呀。”我这才如梦初醒，颤抖了手写下了那份报告。那人拿了报告就走，待我转身去问他姓什么，向他道谢时，连背影都看不见了。

一月之后，妻子、儿子、女儿的名字就赫然写上了城镇户口本——一个埋藏于心中十几年的梦，一个啃噬着我五脏六腑七八年的天大难事，就这样因为一句闲聊话解决了。这件事一直在我的心头活着，刘文锋这个名字一直在我和妻子的话语中念叨着，感谢着。后来，我也走上了领导岗位，常用这件事暗暗地告诫自己：为官一任，必须把老百姓的事时时刻刻记在心头，贴心贴意去办。也许在为老百姓办的千百件事情中，你对某一件事情早已忘记了，怎么也记不起来，可老百姓记得，而且终身念叨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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