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名臣刘大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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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亮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举办的《共产党员手机报》，在【国学经典】栏目中，向全国三百三十二万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大学生村官发送短信：“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这条短信，语出明代李梦阳《奉送大司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手机报以此教育共产党员，人生荣华富贵哪儿有尽头？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关键就是要像大司马刘公（刘大夏）一样，能够为国牺牲。

刘大夏（1436-1516）明代大臣。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人，明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兵部尚书等职，是著名官吏、水利家、军事家，为官42年，历仕四朝。《明史》《中国通史》等史籍认定刘大夏是明朝九大名臣之一，“弘治三君子”之一。

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大臣，刘大夏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反腐败，举清廉，惜群民，是一个万民称颂的清官。他曾经说过：“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正因为此，他虽离世近500年，仍受到中组部“共产党员手机报”和家乡人民的推崇，他的故事仍在当地百姓中流传。

拒收礼金

皇帝赏白金

刘大夏任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时，朝廷施行六年一次的朝靓制度，即省府官员定期进京述职。当时，外官进京朝见皇帝，必多带诸般礼物送给在京大臣。也就是说，为了求得升迁，全国各地省府官员纷纷上京送礼，跑官要官。身为兵部尚书的刘大夏和都御使戴珊，对来访者都热情接待，如实汇报官员的考核情况，但对送来的礼品银子，却从来坚辞，分文不受。他们的清正廉洁之名，各级官员有口皆碑，弘治皇帝也深为感动。

一天，弘治皇帝把刘大夏与戴珊召到殿上，称赞他们，现在实行朝靓制度，送礼送银子，跑官要官的人很多。有些大臣担心被别人说收了多少多少银子，紧闭大门不接待跑官送礼者。其实，如果都像二位爱卿，清正廉洁，坚辞礼物银子，且声名远播在外，即使把自家的大门打开，接待访客，又有谁敢来行贿送礼送银子呢?

为了倡导洁身自好廉洁奉公的官场风气，此次召见，弘治皇帝特命中官拿出两大锭银子（“两笏白金”），亲手赏赐给刘大夏与戴珊（“各赐中锭50金”），作为对他们的奖赏，要他们拿去作为“买茶果招待来客之用”。

一时，弘治皇帝赐银奖励刘大夏戴珊廉洁奉公的事，在朝廷内外传为佳话，以至出现了“弘治年间朝多君子”的空前盛况。

不畏权贵

“收市”治官倒

弘治十年(1497年)，朝廷接到举报，宣化府兵饷出现严重混乱与舞弊。朝廷任命刘大夏为左佥都御史（相当如监察部副部长）前往查处。临行前，户部尚书周经好心提醒他，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

宣府是军事重镇，历来重兵驻扎，因此，军需物资粮食和草料的生意非常火暴。当地边民，基本都是下层士兵的家属，即所谓的“军户”，世代靠种粮和打草为生，货源充足又需求旺盛，只要勤劳耕作，发家致富应该不是难事。可刘大夏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情景：边民贫苦不堪，市场萧条，人烟稀少。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当地的豪强贵族，家家高楼大厦，锦衣玉食。原来，驻军军官与官家子弟和朝里的皇亲国戚相勾结，垄断军用粮草供应，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有意将收购军用粮草的门槛提高，使之价格越来越高，而利润全归官商所有。而且，垄断加官倒，使许多过期的粮食和发霉的草料进入部队，士兵吃得跑肚拉稀，战马吃得口吐白沫。

刘大夏深入查访，了解上述情况后，不畏权贵，顶住利益集团的威胁利诱，巧拒宣府四大草行老板贿赂，与当地父老商讨，制订了新的“收市法”，将收购标准由原来的“粮千担，草万担”改为“粮十担，草百担”。

由于“收市法”打破了官倒垄断，切断了一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横财来源，他们联合起来向弘治皇帝告状，指责刘大夏改变收购政策“有违祖制”。户部尚书周经等一批正直官员挺身而出，支持刘大夏。最后，弘治皇帝肯定了刘大夏的“收市法”。

直言弊政

皇帝深自责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当时皇上34岁，已经登基17年。刘大夏年近70，进士出身，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前不久，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当，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为震动。也令他十分费解。他想了几天，也没有想明白。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自高祖皇帝开国以来，征敛有常制，赋税有常，民生有保障，卿何故出此危言？”

刘大夏见皇帝询问实情，正好趁此机会陈述自己在外地看到的实际情形，才能进一步革除征收税制上的弊端，也才能推行兵制改革。他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令群臣献策，指陈政事得失。刘大夏带头响应。他会同一些正直的大臣商议后，执笔写出了《会议救荒弭盗疏》，共十六条，系统列举了各衙门的弊政，细致而深刻。疏文呈上后，由于权贵阻挠，弘治皇帝不能裁决，下令再议。

刘大夏奏曰：“事属外廷，应为允行。稍涉权贵，复令查核。臣得至愚，莫之所以”。刘大夏的话和一些正直大臣的奏疏终于让弘治皇帝下了决心。几天后，圣旨颁布，十六条得以采纳，举朝欢悦。

为民申冤菜园斥贪官

晚年，刘大夏辞官回乡，因其亲属多居紧邻华容县的湖北石首县境内，回乡之初曾一度在石首境内居住。当时的石首知县邱某，面对这一“下野”京官，据说碍于情面不得不十天半月亲自到刘大夏住处请安晋见。当地民间还传说，刘大夏实则是受奸臣刘瑾所害而辞官不做的，而邱知县出于对主子刘瑾的忠诚，借拜访之名，行监督之实。

一天，一位邻居过来哭诉，他的儿子和几个年轻人被人冤枉，关在县衙大牢里。一同进去的，别人用了钱，早就放出来了。邻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儿子一直关在大牢里。县官老爷暗示，非得用一笔钱才能放人。刘大夏细细查访，果真是实。他对邻居说：“你儿子的事，我帮你申冤。”

第二天，邱知县按例前来拜访刘大夏。刘大夏远远看见他来了，故意跑到菜园里栽白菜，邱知县也只好来到菜园里拜见尚书大人。他看到刘大夏挖一个坑，栽一兜白菜，马上在坑里放一个铜钱，又挖一个坑，栽一兜白菜，又放一个铜钱，越看越糊涂，问道：“大人，您为什么栽一兜菜放一个铜钱呢？”刘大夏认真地说：“不放钱怎么能活？这就是有钱的生，无钱的死啊！”

邱知县马上明白，刘大夏已经知道自己受了贿，断案不公。他怕丢掉乌纱帽，面红耳赤，匆匆告辞，回县衙后，只得退回贿款，重新审理此案。之后，邱知县只得无可奈何地放了刘大夏邻居那个受冤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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