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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洪洪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历次的重要讲话、署名文章，我们总能体会出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怀有浓厚的感情。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纪念孔子诞生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要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他还详细阐述了如何科学对待文化传统，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这一重要论述不是通过一时一事，而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发展史的基础上得出的。思考这一问题，还要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谈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清末知识阶层精英开展的洋务运动、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引入的西方学说不可谓少，但实践证明并不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身革命实践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巨大价值的同时，毛泽东还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过去的文化所具有的双重特性,即既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一方面它主要产生于封建时代,具有大量的封建毒素,另一方面它又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和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因此它又具有人民性、民主性乃至反封建的因素。

基于这样的辩证认识，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才能抛弃中国传统的陈旧外衣，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活的灵魂，走出一条全新的文化发展之路。

1940年初，延安创办《中国文化》杂志。恰在此时，一向关注新文化建设的毛泽东，于是年1月精心撰写了长篇论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这部著作，无疑是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开始确立和成熟的标志，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性质作出科学分析的标志。

他谈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新中国成立后，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一直争论不休。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原则，终结了这个长期困扰知识分子的文化论争。这里重点谈谈“古为今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毛泽东《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文，提供了如下的分析方法：（1）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因此要把二者区别开来。（2）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3）封建时代产生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许多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传统文化经过如此的分析和剥离，一个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本主张便凸现出来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还说：“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总是一分为二的，以上分析就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辩证的、历史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

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认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至于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毛泽东主张“洋为中用”，大力提倡吸收外国文化成果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不大胆地拿来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

继承、借鉴是为了创新。毛泽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用”不是简单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推陈出新”，即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改造并用新的实践经验重新诠释，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实现文化创新；对于外国文化，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就是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了处理社会主义“应有的”文化同一切“已有的”文化的关系的核心准则。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有学者研究指出：毛泽东常常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和思想，通过对其内涵的改造，引申出有利于实践的新义。这种新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民族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现代的。

例如，毛泽东采用了《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一词，吸取了其朴素的合理的含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阐释,使这一概念获得了强大的新的生命力，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借鉴战国时期合纵家与连横家的做法，吸收了三国时期政治斗争的思想智慧，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战线的理论。

又如，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谈到孔子提出的智、仁、勇“三达德”时，便说：“智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这是朱熹注《孟子》的话，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引者注），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同年4月29日在做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传统文化作为人们现实活动的客观背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无厚薄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科学地对待它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摘自《新湘评论》2014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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