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苗富林

我1949年南下后，一直工作在岳阳。离休多年，时常回忆起风雨兼程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今年1月13日晚我从梦中惊醒，那梦意大致是：1958年我任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期间，县一级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把检察院办公场地腾出来，又移到有关部门去合并办公……我想不通，提出了不同意见，直言不讳地大喊这种作法是与《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相违背的……受梦的启迪，引发我深思。这样，我就决定写些当时组建岳阳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

初进机关工作

组建岳阳县人民检察院之前，我一直在基层任职。1955年2月2日，时任黄沙街区（当时是七区）县委委员、区委书记的我，接到县委负责人的电话，要我把区里工作交给姓袁的后去省委党校学习，工作另作安排。工作交接妥后，第二天我就背着行李赶赴省委党校。6月初学习结业，我径直背着背包走进了县委机关。县委书记武登荣、县长张月桂找我谈话。他们说，我国第一部宪法已经诞生，《宪法》已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为国家重要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也公布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县委研究决定调你来，组建岳阳县人民检察院。

天啦！我是一个放羊娃出身的农家子弟，又没什么文化，且一直工作在农村。到县城来，人不识，门不知，要我组建一个检察院，从何处着手呀！顿时我脑壳涨得炉锅大。县委领导晓得我有难处，但又相信我能知难而进。于是两位领导对我鼓劲又鼓劲，答应给检察院暂定编制四至六人，干部选优秀的调，组织部负责，调谁就是谁，不讲价钱……这样，我凭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勇敢地接受了组织上的任务，不过内心还是有些不安，生怕完成不了组织的重托。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睡不好，吃不香。我想：搞农村工作，工作主要对象是农民，只要我们去组织和引导。而检察院是个新机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难说准，更不要说它的性质、职能和作用了。加之我又是初进县城工作，对检察院工作的认识也较肤浅。组建工作之难，不言而喻。好在我坚信一条真理，那就是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团结和带领一班人员，放手发动群众，没有办不好的事情。

白手起家建院

经过个把月时间的筹备，组织部门从公安、税务和广兴洲区选调了三名优秀干部，连我四人。县委也于1955年7月15日下发文件，宣布“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成立，文件同时明确了内设侦查、审批起诉、秘书三个股，也确定了股长。

干部的工作、生活条件呢？那就是解放前孤儿救济院用过的两间计30平方米的房子，一间作办公，一间作住宿。办公用具呢？全院共用一张条案。条案下方有排抽屉，每个干部分一个，一把木椅各自掌握。到公安局会计那里领取每月两个共一本稿纸、一瓶墨水，且规定用完墨水后，凭空瓶换领。每人领一支点水笔，用坏了只能换笔头。信封、稿纸不能私用，事实上，我们都不私用。信函投递方面，除邮投递的外，基本上一个信封用三次。那就是将收来的信函，小心拆封，划掉原来的称谓和投寄地，重新用一次，然后翻转折叠再用一次。当时出差，除铁路沿线的远程是乘火车外，岳阳县境内东起大云山，西至天景山，抵关王桥，北抵武家洞（与云溪接界），全是靠步行。既没想坐车，也没有车坐。生活上就更艰苦了。好在县委指示公安机关食堂让我们搭伙，不然，检察院连自起炉灶的地方都没有。干警每人一个两尺多宽的木床，自带被盖。床底下就是各自的储藏柜。

这样的条件，我们当时归纳为物质上“三无”、“两有”。精神上“两有”、“三无”。即物质上“三无”、“两有”是：院里无通讯工具、无交通工具、无文印设备。每个干部个人掌握的仅有一个抽屉、一个单人木床。

精神上的“两有”、“三无”是：有县委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有同志们的满腔热情和工作积极性。面对艰苦，干部无怨言、无牢骚、无退却。

正由于有了精神上的“两有”、“三无”，到1955年年底我们复查了镇反运动中逮捕在押的全部人犯案卷，发现十二名因材料不实而错捕的人犯，立即平反释放，八名有罪可不捕的对象作了纠正。岳阳县检察院干部也由4人、6人、8人到1958年增加到了18人。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了。1956年，我们搬到了翰林街西边的一栋小楼房，原县委会办公楼，正式挂起了院牌，自立了炉灶，办起了食堂，添置了新旧七张办公桌，有了近3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且安装了玻璃窗，还安了一部电话，有了一架油印机，添置了一辆“三用”单车。那就是城区人员的办案工作车、炊事员的菜车、全院干警的教练车。为便于执行任务，我们还配备了几只手枪。

群策群力办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岳阳县，检察工作范围，涵盖现在的岳阳楼区、岳阳县、君山区（不含钱粮湖）和经济开发区，以及自成垸劳改农场和城陵矶劳改农场，工作任务的繁重，不言而喻。特别是自身业务尚不娴熟，群众对检察院的认识还很陌生。怎样把工作局面打开？怎样尽快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我们动员大家开动脑筋，献计献策。

仅仅年把时间，我先后在县委召开的区、乡、县直科（局）负责会上、全县工会代表大会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大会上作过四次宣讲，收效很好。曾经发生过的来检察院查病的笑话再没发生了。到1956年底统计，群众来信110件、来访97件。

在自身业务建设方面，我们采取了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强调了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中心发言、大家补充；实施了检查评比、奖励先进的激励机制，做到了干中学、学中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一位同志刚从区里调上来，得知自己是审批起诉股股长，他摸头不知脑，不晓得审批、起诉是干什么，便问公安调过来的那名干部，才摸清概念。然而，也就是这位同志，经过实践和培训，以后成了业务骨干。除了干中学外，尽管人手少，从长远着想，迅速提高办事水平，先后抽调干部到省政法干校培训，效果好。

建院初期人少事多，既有本身业务工作，不时还要抽人搞中心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号召大家鼓干劲、多干事，一人顶几人，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把全院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在这种形势下，先调进的同志相互比赶超，没调进的同志以先进为榜样，努力学和赶。例如1956年上半年调进一位姓王的干部，报到第一天，领导就分配他一人兼做七个岗位工作：即信访接待、文印刻字、保管印鉴、会计出纳、伙食管理、文件收发、协助办案等，他当即乐意接受，并且做得很好。

当时岳阳县新墙、步仙桥、筻口制贩假酱油闻名于世。遍及京沪直到满洲里佳木斯，影响很坏，我们派出龚福湘、邬德文等4名干部从华东、华北、东北，历时几个月，劝回20多人，起了“刹车”作用。

严格依法办案

检察机关既然成立，党和人民赋予了我们重任，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严格依法办案。

依什么法？当时唯一的大法就是《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一切都是依据《宪法》办事。而《宪法》毕竟原则、抽象，实际工作中是紧跟政治斗争形势，一切服从中心，一切服务中心，当时非常强调“及时”，但又要求稳、准、狠地打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呢？我们在工作中做到坚持“三个不动摇”，即坚持向县委勤请示、勤汇报工作的制度不动摇；办案程序上坚持“个人阅卷，集体讨论，检察长批准”不动摇；大案、疑难案与公安、法院有分歧的案件坚持向县委汇报，送上级检察院批准的制度不动摇。由于坚持了这“三个不动摇”，各方面的工作进行都较顺利，上下都较满意。

例如以陈雅、邓鹏为首的“中国反共救国军”反革命组织案。我们于1957年7月29日受理起诉。日夜加班，8月2日就审结向法院提起了公诉。8月11日，法院就作出了一审判决，配合公安、法院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嚣张气焰。

又如对魏省吾奸淫幼女案提出抗诉。魏省吾系甘田完小教员。1953年因破坏他人家庭婚姻被判劳役30天，后又因同样错误被行政处分，1955年任教期间又奸污女生被学校揭发。经我院批捕后于1957年3月24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4月19日法院以奸污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我们审查后认为量刑畸轻，于6月15日提出抗诉，经湘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改判魏省吾有期徒刑五年。

尽管当时检察院工作比较顺利，人心比较舒畅，上级检察院和县委也充分肯定，但我们十分注意同公安、法院的配合，既制约，又配合，认真处理好彼此关系，坚持人员勤交往、情况勤沟通，取长补短，因此也得到了配合和支持。然而，到了1958年下半年，公、检、法合并成立了“政法部”，联合办公，“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现象出现了。我明知这个作法违法，尽管想不通，但大势所趋，抗拒不了啊！因此也就像本文开头做梦一样，发生了争执和惊喊。

到1958年下半年，县委安排我下乡搞中心工作，蹲点办队，我从此离开了检察机关。

（作者系岳阳楼区原人大主任副厅级离休干部）

99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