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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　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大讲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认为彭德怀写的申诉信是要搞“翻案”，决定对彭德怀再立专案审查。

曾在毛泽东身边当过秘书的李六如，敏锐地感到政治气氛不正常，为平江县正在组织编写“平史”忧虑，于10月4日给平江县委来信，委婉提出编写平史应从缓。建议“宜派与编委有关的负责同志来，以便和在京的各位同志取得联系，并一面商讨些问题，一面搜集材料。”县委将此信转给平史办，研究准备派罗好生去京。

10月中旬，张凝祥、洪松涛赴省参加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特地到省委招待所找张、洪两个，给他们看谭启龙（谭启龙是江西人，参加过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写的信，然后问：“你们平江是不是在写什么斗争史？”张说：“是的，我们正在写平江斗争史，吴老很热心亲自指导我们搞。”

张平化严肃地说：“你们不懂得历史，你们县委哪有时间搞这个工作。这样一件大事，涉及到这么多的人，也不向省委打个招呼，把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采取了不严肃的态度。”张说：“省委书记罗其南也参加了。”张平化说：“他个人不能代替组织，不请示省委是组织原则上的错误。”

张凝祥又说：“吴老也老糊涂了？”张平化说：“什么糊涂？是立场问题!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是为彭德怀翻案，二是宣扬自己。”

最后，张平化对张、洪说：“快停下来，不要搞了。跟所有老同志去个信，说县委工作忙，中心任务大，没有精力，现在决定不搞了，请他们把寄去的文件全部寄回来。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你们县委要向省委写出检查报告。”还交代将平史文件寄送一套给他。

张、洪两个听了，如五雷轰顶，无以言表。张要洪马上打电话给县委在家的领导，平史不要搞了，赶快送平史文件到长沙。

平史办派罗好生、张步真送文件到长沙，洪松涛交代说：“你们快回去，告诉他们，文件暂时不要往外发了，调查也不要出去了，编写工作暂停，别的回来再研究。”

张、洪从长沙回平江后，急忙召集编写办的人员研究，一面起草“关于暂停平史编写工作给老首长的信”，一面商量向省委写检查报告。同时摘下平史编办牌子关门，资料封存，人员回原单位。

1962年11月，省委派出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蔡振率领工作组，对平史事件进行调查。蔡等经过调查，了解到平史办刚拉起摊子，还没有开展实质工作。重点翻阅了59年编的平史初稿，觉得有问题。蔡告诉张书记：“这个初稿本的错误，一是平江起义是当时省委派滕代远同志来的，和地下党员黄公略同志共同策划的，书中夸大李六如、彭德怀的作用；二是二月扑城、攻打长沙是左倾盲动主义，书中写成彭德怀的正确；三是抹杀了党的领导作用，夸大个人作用，特别是夸大傅秋涛的作用。”调查后向省委写出报告。1963年2　月，省委批转调查报告，并在批示中写道：“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其中有关对彭德怀的态度，对某些叛徒和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不能马虎。”“省军区副司令吴自立同志，出了许多坏主意，做了许多不应做的事情，请省军区党委对吴自立同志的思想行为进行检查。”

平江县委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省委的指示，讨论县委的检查报告。讨论中，洪松涛说：“是谭启龙发现平史有错误，向上面反映，给平化写了信。写斗争史是一件重大事情，我们没有请示省委、地委，听了吴老的话就搞起来了，确实是无组织无纪律，是个严重错误。当然我们出发点是好的，现在看来是好心办了坏事。”与会同志议论开来，有的说：“编写斗争史省里怎么不知道?省里早就发了通知要搞的，还在湘潭开了会。”“省领导来平江，我们都汇报过，怎么不知道？还给我们拨了经费。”“吴老是军区副司令，他说了话，还能不办？怎么是上了他的当？”县委书记张凝祥只好检讨:“写平江斗争史这样重大的事情，冒请示省委、地委，确实是无组织无纪律，这个责任主要在我。翻印那本平史初稿，出了乱子，主要是吸取教训。”

吴自立看到省委转发省委宣传部关于平史的调查报告，对人说：“省委是知道平江编斗争史的。有些人讲假活，不实事求是反映情况。”

省委主要负责人闻讯很不高兴，指示要“进一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省委于1963年10　月，决定派出以罗其南率调查组，第二次赴平江调查吴自立的问题。

罗其南是浏阳县人，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参加了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6月初被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傅秋涛派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受到毛泽东接见，使党中央了解到湘鄂赣苏区红军坚持三年艰苦游击战争的情况，对隔绝三年多的湘鄂赣省委作出新的指示。他也热心支持编写《浏阳县革命斗争史》，时任省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书记。

罗到达平江后对县委领导说：“这个问题主要是吴自立搞的，他就是态度不好，不承认错误，大发牢骚。这次来主要是查编写平史与58年彭德怀来平江有无关系。”罗又说：“我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随后叮嘱：“吴自立是个老首长，调查他的问题，不要到外面去讲。”

正在调查过程中，团中央书记、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张启龙，还有程子华等到了平江。其时，张启龙也支持浏阳县编写了《浏阳革命斗争史》。县委张凝祥书记急忙从虹桥赶回来，接待、汇报。胡耀邦离开平江时，特地对罗其南悄悄说：“平史这个问题不要和彭德怀联系起来。”

经过调查，11月写出复查报告上报省委。这份报告着重说明，在平史的编写过程中，彭德怀来过平江，经过调查了解，平史中的错误观点“与彭没有直接关系。”还写道：“在组织编写的程中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作为一级党的组织，对于一些关系到党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认真研究，是很不应该的，因此，平江县委对这一错误负主要责任。”

1964年1月，省委负责人去广州开会，见到中央彭德怀专案组组长贺龙，反映了平史的情况，贺龙立即电告北京。中央决定对吴自立专案审查，由贺龙负责。从总政、中南局、广州军区抽人组成调查组，张平化任组长，军事科学院副政委、钟期光上将任副组长，再次调查吴自立，以及编写《平史》、拍摄《怒潮》的动机、背景、后台。随后，省里通知平江将老首长寄来的信件速送省委。

平江派何迎详送去信件资料，并参加了在蓉园召开的工作组会。省委书记徐启文在会上强调：“吴自立这个事是在庐山会议后搞的，是为彭德怀翻案。中央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省委开常委会讨论了，对吴自立要重新审查。省委对这个事原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性质是吴为彭德怀翻案，平江县委当了傀儡。”

作为副组长的钟期光，是平江三阳人，坚持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曾支持平史的编写。他深知编写平史，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经过省地委批准、县委组织的工作，并不是个人的行为。现在这么升级调查，要追究吴自立个人的责任，实在说不过去。不查嘛，难以向上交代，照调子上纲上线，则于良心不忍。他觉得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会上，钟期光无奈地说：“说我是什么编委副主任，我也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也要作检讨。”

随后，晏福生（广州军区党委监委书记、中将）、史进前（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少将）、罗其南等人到达平江。他们要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上面精神，宣布纪律：一是不在群众中提吴自立反党问题，二是不公开提平史反党案件，三是不调查其他人，涉及到其他人的问题带回中央研究，四是不公开工作组成员身份。

工作组人员先后找平史办了解情况，召开座谈会，再次收缴各处老首长来信47封，收缴编写人员的笔记本和收集的资料200多件，交代不准留下只言片纸。临走时，史进前对县领导说：“这是第三次调查了，还有没有第四次？要看回去汇报的情况了。”

这次调查后写出的“报告”说：“列为编委委员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好同志，而所谓编委委员的大多数，也是少数人强加于他们，就这点来说，他们是没有责任的。”还说：“对收到信件、聘书和编平江革命斗争史的同志，以及说了些糊涂话的同志，不必一一追究，主要是接受教训，增强免疫力。”至于后台，“尚待进一步查明。”3　月，钟期光应召回去主持军事科学院日常工作。6月，中央专案组研究批转这个报告，却要对吴自立“约束一下”，决定撤销他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吴自立创作拍摄《怒潮》、编写《平史》事件被纠结一起，无限放大“为彭德怀翻案”，被打成彭德怀的死党、黑干将、反党分子，受到残酷批斗，无辜监押10多年之久。大批老同志因为编平史提建议、寄资料，被牵连挨整受批斗。平江县委原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领导成员，参加《平史》编写组人员，都被揪回集中关押，残酷批斗，被勒令检查交代“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党活动”罪行。

已退休的原岳阳市文联主席、老作家张步真当年被调入平史办，曾陪同吴自立下乡调查，参与收集整理许多资料。谈起吴自立，他深情回忆起吴老指导重编平史的事，感慨多多：“吴老是个蛮有味的人，平常爱开玩笑，但办事好认真啦！”说到编平史后果，“真是一言难尽。”他说，那段时间里，资料整理了不少，修编还冒开始搞，上面就通知停止。中央来人调查时，县里派他和罗好生去协助，带路下去当向导，跑腿找人谈情况，帮忙搞了好久。文革开始却被抓进了“学习班”，天天逼迫写检查交代。笔者问他检查交代了些什么？他不堪回首：“那时候还能交代什么，能逃出一条命来就不错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1979年，吴自立被中央军委批准平反，湖南省委也为《平史》事件平反，平反文件中说：“收集革命斗争史料，编写革命回忆录，是当时中央和省委提倡的，是正常的工作，原结论认为利用编写革命史为彭德怀翻案，进行反党活动是错误的，经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对于有关人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可是，被安上“为彭德怀翻案黑干将”、“反党分子”罪名的吴老将军没有能看到这一天，1975　年10月，吴自立遭遇车辆事故，深受摧残的老病之身再受重伤，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5岁。

“历史是人民写的。”事实正如刘少奇说的那样，人民群众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英勇斗争历史，是任何云烟雾霾遮罩不住的，只要阳光还在，就能重见天日。吴老将军念念不忘的《平江革命斗争史》，经县委组织编修，于1986年出版《平江人民革命史》，钟期光应邀题词：“‘斩尽杀绝’杀不尽，‘血洗平江’人更红。”2006年又经再次增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作序，以《中国共产党平江历史》为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从吴自立和《平史》所遭受到的厄运，现在来看，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在那大抓“阶级斗争”的时代，确实真切地发生了。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对于当今我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征程中，我们应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以此为鉴戒，永远作教训，是完全必要，有着重大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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