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秉芝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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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煌

一

不用细说，他的忠诚老实，亲和憨厚，洁身自爱，廉洁自律，待人和善，团结他人，联系群众，办事认真，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一丝不苟，忍辱负重……在熟悉他的人群里，这个印象是深刻的。

1960年1月，秉芝同志担任湘阴县委第一书记，我主持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当时，正是“三年暂时困难”最严峻的时候，真是到了“锅底刨渣的时候了”。一天到晚，这儿告急，那儿告急，白天告急，晚上告急，无有安宁的时日，如坐针毡。他经常泡在农村调查，到群众中寻求度过饥荒的办法，发现好的，总结推广。

1960年，是“三年苦日子”的头一年。上春，一个春雨连绵的上午，秉芝同志和我，打着雨伞，脚穿胶鞋，从湘阴县委机关走到汽车站，乘坐烧木炭的班车到白水火车站，坐火车（那时，湘阴只有一条从县城、经白水到长沙的简易公路）到当时最困难的桃林公社。下午，踏着泥泞古道，步行到赞桥大队，走村串户，了解“人造淀粉”和“双蒸饭”的情况。可能现在人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新玩意儿。

在当时，这都是新玩意儿。营养价值几何？恐怕只有天晓得。说句实在话，谁又愿意吃这些粗食呢？可那时“饥不择食啊”，餐桌上，我悄悄见到秉芝同志难咽下去的艰难样子，到厨房要了杯开水，放在他面前，说了声“慢点，慢点”。

从东乡回县城后，湘阴人民依然在饥饿洪流中挣扎。秉芝同志牵挂着困难中的群众，放心不下。一天下午，在洞庭围、南湖、湘资大垸，了解了防汛准备情况后，我们乘机船在关公潭靠岸了。关公潭属当时的跃进公社，书记戴毓林。我们从关公潭下堤，走垸子中间，一路看到鹅公湖渔场。当晚开了个七、八人参加的座谈会。秉芝同志打了开场白，“请大家来，商量一件事，如何从生产入手，度过暂时困难”。会上，你一言，他一语，很热烈。有的说：“活人不能自己饿死自己，我们队上现在两路人马，一路搞生产，一路搞生活。下湖挖湖藕，上洲扯藜蒿，只要众人想办法，活路皆是有的。”也有的提出：“粮食咯样困难，只有把渔场废了种粮食……”。

也许是太累了，秉芝同志听一阵又瞌睡了，听一阵又瞌睡了。我坐在侧边，推醒他几次。我说，有的提出要把渔场散了种粮食。他一听散渔场惊醒了，立马说：“渔场不能散，坚决不能散，再困难也不能散，这是方向问题，一定要坚持”。有了这几句话，座谈会上的其他话，就好说了。

临走前，秉芝同志又再三叮嘱公社书记戴毓林，“渔场不但不能散，还要办得更好。”后来，这个渔场真的越办越好，走进了全国农展馆，还出了个中央副部级人才。

二

1961年，是“三年苦日子”最困难的一年。湘阴人民在饥饿洪流中已经挣扎一年多了，是多么盼望能有回天之力，冲出苦海啊！作为县委一书记的陈秉芝，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陷入忧虑，期盼有妙招的降临。

转机终于来了，妙招终于出现了。这一年，1月14日至18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接着，于3月14日至23日，在南国广州，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3月22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

按照秉芝同志意见，由我负责，在县级机关抽了30多名富有农村工作经验的科局长一把手，组成调查组。通过学习培训，深入洞庭大队，住在社员家里，与群众一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广泛听取群众对贯彻《60条》的意见和要求。

秉芝同志和调查组一道，住在社员家里。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和群众一起学习讨论。由于工作深入细致，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终于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摸准了。

洞庭围的群众对秉爹很熟悉、很了解，敢于跟秉爹讲真话，因为合作化运动中，秉爹在这里连续办社五年，先后住在罗德保、饶富林、陈良才三户社员家里。

在学习讨论贯彻《60条》中，洞庭大队的群众一针见血指出：“‘大跃进’以来，农村刮‘五风’，政策太‘左’，束缚了社员手脚，妨碍生产发展。‘左’的枷锁不砸碎，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困难难渡过”。

群众的这些呼声，如雷贯耳，注入秉芝同志心神。在洞庭大队期间，秉芝同志连续开了10多次不同对象、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座谈会。以《60条》为蓝本，结合农村实际，一项一项，专题研究，有的放矢，采取了许多有效对策，取得了良好效果。

真是一活百活，政策一“活”，全盘皆活。那股暴发出来的干群积极性，有如奔泻的瀑布，势不可挡，终于迎来了1962年的大丰收，迈出了走出困境的历史性步履。

三

秉芝同志随华国锋南下到湘阴后，身经1951年“整风审干”，1952年“三反五反”，1957年“整风反右”，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1961年“三整”，和1962年开展的“四清”，以及1966年开始，连续10年“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洗礼，过“五关”，连审八次，终于在“四清”和“文革”运动中，落马罢官，丢盔弃甲。

1964年至1965年《23条》颁布前后，湘阴湖区和县级机关的“四清”运动，把极“左”推向了极端。秉芝同志也打入了“四不清”行列，靠边站。查来查去，审来审去，批来批去，检讨来，检讨去，政治、思想、经济、作风上，都没有抠出什么“四不清”的东西。就因为不会按照领导意图作检讨，始终通不过，过不了关，“解放”不了。

‘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可就更苦了。那时，1969年至1970年,全省没有“解放”的“走资派”，都集中在石家冲“五、七干校”学习改造。实行军事管制，一切都按军事化行动。原省委代理书记王延春，老红军、军长于辉，老红军、副省长袁福清，副省长章伯森以及毛致用等都在其中。我和秉芝同志在六大队二中队。

住的是集体宿舍，10多人一间房，上下两层床。秉芝同志个头高，带头爬二层床，生怕犯特殊。

清早出操跑步，他跑不动也坚持，从不掉队。出操后洗漱，早晚都用冷水，只有星期六下午至晚饭前，澡堂才开放。

吃饭以中队排队，列队进食堂。先端一钵饭，大师傅分瓢菜，围桌子站着或蹲在地上吃。

白天挖防空洞，晚上自习。有时晚上搞军事演习，紧急集合，夜间空袭，以及拉着绳子爬山等活动。学习中，轮流背“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秉芝同志年纪大，文化不高，怕拖中队背书后腿，晚上睡觉吹哨灭了灯，他就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书默念。

几天后，去韶山故居，从石家冲列队步行到长沙火车东站，再坐火车到韶山火车站，然后步行到南岸嘴韶山党校。那时三九严寒，天气很冷，北风刮个不停，全都是睡的大统铺，坐的小骨牌凳子。每天从南岸嘴步行到韶山，植树造林，搞卫生，晚上再回南岸嘴住，每日来回往返，整整一周。一路上，秉芝同志和大伙一道，唱革命歌曲，打快板，扭秧歌，自娱自乐。后来，又冒着严冬霜天，坐卡车到常德蔡家岗公社农村，学习参观了一周，这次没有安排搞劳动。

省“五、七”干校军事化生活，整整搞了10个多月。“文革”中，秉爹被打成走资派以后，下放在城陵矶粮库进行劳动改造，几乎每天都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

四

秉爹为人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待人和善诚实。上至他的老领导华国锋、王治国。2006年9月27日下午4时，我陪他专程在北京看望了华老，从一句简单的对话中，可见他们老朋友一见如故。秉爹一进门就说，“又来了！”华老高声回答，“欢迎欢迎！”本来2008年7月28日，秉爹在电话里还与华老相约，国庆节再去北京看望他的。不幸，这次看望竟成憾事，噩耗传来后，秉爹老泪纵横，悲痛至极。秉爹1943年在山西阳曲县投身革命，认识华老，到2008年诀别，整整65年。65年中，情如故，义如故，多么纯真的革命友谊啊！

2014年3月，省委原副书记王治国逝世后，秉爹悲痛泪下，心中无比焦虑，觉得自己不能去与这位50多年的老领导见最后一面，过意不去。可这时，自己躺在病床上，动不得了，只好要他的老伴吴益华打电话给我，要我代表他去吊唁，其实，我已接到省里通知到长沙参加追悼会。回岳后，我向他汇报。当听到中央、省级领导，中央组织部、省委等几大家和省直机关单位送了花圈，原省委老领导刘夫生、董志文等参加追悼会时，秉爹深感欣慰。

他对老领导如此，对老朋友也一样。每次我陪他去湘阴、到汨罗，总要登门看望一些老朋友，如王子英、李吉山、张三奇等等。尽管他们的职位比秉爹低，他都多次登门拜访、叙旧。

对一般老百姓也一样。2005年1月7日上午，小雪刚过后第一天，他不顾严寒，冒着劲吹的大北风，渡湘江，翻大堤，走田埂，到浩河镇合龙大队，看望当年的土改根子和合作化带头人邓桂生。躺在床上101岁的桂爹，听说当年的秉芝书记来看他，激动得老泪直下，要儿孙们扶他坐起。秉爹紧紧拉着他的手，问饮食、问睡眠，安慰老人，叮嘱老人多多保重，健康长寿。

“秉爹去世了！”，电话中传来的噩耗让我悲泪难禁。“秉爹”是岳阳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享受副省级待遇的南下老干部陈秉芝同志离休后，人们对他的尊称。我与这位老人相识，从上世纪1954年，他担任湘阴县委副书记算起，也整整

60年了。60年，一个花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成千上万，在我心中铸成了一个不灭的形象，借群众的话讲，是个“婆婆官”。

乍听起来，“婆婆官”并不那么高雅。比起那些官气十足的官老爷来，相形见绌。然而，这“婆婆官”在群众心目中，却又倍感亲近。用群众的话讲，“婆婆官”心善，菩萨相，好亲近，此其一；其二，“婆婆官”冒架子，百姓样，冒隔阂，好讲话；其三，“婆婆官”实在，一是一，二是二，说一不二，好商量；其四，“婆婆官”平民官，不耀武扬威，官民之间没有墙，好找；其五，“婆婆官”安分廉洁，没有“反骨”和野心，洁身自爱，不侈不贪，容膝而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干群信得过。有此五招，群众自然愿意跟“婆婆官”打交道。这就是干群心目中的“秉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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