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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志恒

徐

颖

2014年高考已经过去，对于有过这段重要经历的人来说，高考已经永久地在他们心中打上烙印。如今，成才方式早已多样化，改变人生命运的已不再只有这一座独木桥。本报选取经历过高考关键节点的市民，展现他们那个年代的场景，追忆那年的高考，那年的追梦……

1957年

“赶紧做双布鞋，读大学可不能光着脚！”

历史闪回：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首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开创了中国考试制度的新纪元。

从1958年到1965年，政治审查在高考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教育部、各高校贯彻以政治为主的录取原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中断。

讲述人：

陈光鲁

（市第一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省职称办系列高级律师评委）高考时间：1957年

上世纪50年代，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开始建立。当时，高中生就算是个知识分子，大学生就少见了，名牌大学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陈光鲁就是凤毛麟角中的一个。1957年高考，是解放后最难、最严格也是招生最少的一届，全国只招10.6万人，录取比率才5%。就在这一年，陈光鲁考上了中南政法大学法律系。

那时候求学艰难。从家里到学校有100多里山路，回趟家要走上2天。因此吃住都在学校，因为家庭是贫农，学费全免。高中时，刚参加工作的哥哥从每个月18元钱的工资中拿出6元钱给我做伙食费、生活费。参加高考前，家人也没有特别的加餐、营养补助等。

我当时报的是文科，只靠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门科目，不用考数学，英语等，但是这些科目都有必须学，因为这些科目必须及格才能升级。当时也还没有“政审”等条条框框，主要是凭成绩考大学。

还记得考试头天晚上，因为天气太热睡不着觉。我找校医要安眠药，校医给了我3片镇定剂，并叮嘱“一次一片”。我为了效果好，把3片都吃了，结果更加睡不着了。考前，因为害怕没休息，考不好被人笑话。我就找到老师说：“我一晚没睡，精神不好，不想考了。”老师鼓励我尽力考。当年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写作文时，我已经是满脑浆糊，完全不记得写的什么。写完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昏昏沉沉参考后，原本对考起大学没什么信心。那年8月23日，县教育局蒋干事拿着一串名单到镇里说：有名字的都是没录取的，没有名字的就录取了，准备上大学。我看了几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一下子就像范进中举般高兴地跳起了。母亲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做两双布鞋，到城里读大学可不能光着脚！”此时，离开学只有几天了。

在陈光鲁的印象中，1957年的高考体检是非常严格的，县里没有体检设备，全班同学都是在市里体检，全班50个同学有5名同学体检不合格而无缘高考。进入大学后还要复检。当时体检的设备并不先进，进大学时，陈光鲁初检查竟然查出肺结核，差点与大学无缘，复检结果却是健康并无疾病。

1977年

“心中有话向党说”

历史闪回：1977年12月，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570万名考生在同一时刻走进了高考殿堂。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标示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步。

那个冬日阳光灿烂。570万青年从农村、工厂一路风尘而来。他们怀揣着忐忑的梦想和意气风发步入考场，许多人的命运由此而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即将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

讲述人：

张东海（北师大万宁附中校长）高考时间：1977、1978年

1977年，我已经是君山大湾芦苇场的一名职工。一天收工后，突然从场部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考大学的概念，全部凭推荐，上大学也是苗正根红、贫下中农的事。作为“黑五类”子女，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却苦于没有机会实现的事。

紧接着我就开始了忙碌的备考。当时，因为中断学习多年，备考面临“三无”状态：一没有教材资料、二没有教师培训、三是劳动任务重，没有时间读书。这种条件下，要想参加高考、实现理想考取大学谈何容易？

没有教材，我们芦苇场几个青年将方圆十多里人家的数理化书籍借来。晚上，点起煤油灯，把书全部抄下来，相互传阅。

白天劳作，没有时间看书怎么办？那就抢晚上的时间。芦苇场蚊虫特别多，而家里又买不起蚊香。每天晚上7点，我就穿上雨衣，把脚泡到木桶里读书。2小时左右，汗水就浸透了衣服，这时到室外透透气、吹吹风，衣服干后再进屋看2个小时。就这样，每天晚上都要抽出4、5个小时看书。考前，我准备请三天假专心复习。结果被场部书记拒绝了：“给你参加高考的机会就不错了，还请什么假，不批！”

没有老师怎么办？语文还好说，难度不大，但是数理化题目就有点困难了。我把难题都积累下来，不懂的话再琢磨。再不行就与场里的几个青年就从君山划小船到岳阳市一中，找到数学教师彭老师，请他指教。开始，彭老师与我们素不相识，但看到我们晚上11点钟还从君山划船来请教，他感动地流泪了：“想不到，这种年代，还有这么好学的学生，以后你们学习有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高考前，场里还是给了半天假，我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后，直接划小船到了岳阳，找了间小旅馆就住下了。第二天，进入考场。当年的作文题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心中有话向党说”。当时，我正是感觉满腹的话、满腹的委屈要诉说，洋洋洒洒写满了试卷。

那一年，我成绩考得很好，不少比我考得差的都上了大学。然而，政审时，因为父亲的历史原因，被大学无情的拒之门外。我的心情也由开心跌至了极点。

还好，我没有就此放弃我的高考梦想。1978年夏天，我再一次进了考场。这一年，小平同志“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的指示精神，在各地得到落实，我也因成绩优异顺利考取大学。

1979年

“假若还有一次高考”

历史闪回：中国的高考政策，在1979年又有了新的调整。前两年，为了广开才路，招生对象的年龄放宽到三十周岁。从高等教育的规律考虑，招生对象的年龄不宜过大。1979年的高校招生规定考生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鉴于文革期间剥夺了上大学权利的青年很多人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入学的要求又很迫切，为了不埋没人才，又同时规定，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到二十八周岁。讲述人：

卢宗仁（君山区委副书记）高考时间：1979年

1979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

高考那天，我在自己就读的平江五中，怀着跃跃欲试的心情，握着出汗的拳头，嘴里念念着上届高考范文：“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让我抚平自己的思绪，把心中的话向党倾诉……”踏着信号弹一样的铃声，我懵里懵懂地冲进了考场。

第一堂考的是语文，是我的拿手戏，是我的一个重秤砣。作文考的是缩写，把一篇长的文章缩写成800字。老实说，我当时就觉得不过瘾，有些失望，有点杀鸡要用牛刀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有命不逢时的感慨，倘是考难一点，尤其是也来一篇抒情散文，说不定我也可以写出一篇“范文”来。史地和政治，都是我的强项。那时的脑子是复印机，虽不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但我真的算是“政治清明，地理清楚，历史清白”。我至今还是吃的老本，一个地球仪，如今闭上眼，还能勾出海岸线的曲折、高原与丘陵的平仄，喜马拉雅山的高度、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还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

考完我回家了。表面装着无所谓心里却还是浮想联翩。回家路上，班主任胥俊民同行，他也直说我希望不大。回到家，一个叫保兴的堂叔笑我：“回来放牛啰。”我心里不服，可又说不出，一肚子气只有闷在心里。

到了八月份的某一天，在县计委工作的大舅搭信来，说我上线了，总分296.5分，语文最高，83分，数学最低，6分，外语11分。我自嘲：100分呢，语数外加在一起！

此后我就掐着手指算。坐在家里等人敲门，站在外面，眼睛看着村口，梦境里邮递员燃起一挂鞭。中秋的前一天，喜讯终于来了，是我同学的妈妈送来的，她弟弟是邮电所的，她儿子也考上了。她门都没进，还在几十米外的渠道上就喊我的名字。我捧着录取通知书，人在原地转，泪在眼眶转，话在心里转。等我醒来，我已被同学拉上手扶拖拉机。我们站在车厢里，手死死地拉着铁栏杆，任车颠，任风吹，我感觉自己那个威风呀，那种幸福呀，至今还在心里荡漾！

我取的是第三志愿：岳阳师范。站了几年讲台，把一个不爱说话的“闷肚子”变成了啰哩吧嗦的“话筒子”。

我在想，假若还有一次高考，扩写一篇文章，我会怎样把100字变成1000字，把人写成人生，把命写成命运，把“宗仁”写成幸运幸福的“真人”呢！

1983年

“曲折而温暖的青春梦”

历史闪回：断层了10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恢复，然而，1977年的高考显得相当的匆忙，许多相应的措施都是参照“文革”前的那套旧模式，修复和完善高考制度，成为中国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

1983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讲述人：

李芳梅（岳阳日报副刊部主任）高考时间：1983年

“一场曲折而温暖的青春梦，汗水和泪水相伴，30多年过去了，除了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回忆起高考，更多的是温暖和力量。”经历了三次高考的李芳梅为我们讲述，30年前曲折而温暖的青春故事。

李芳梅，1981年以理科生身份参加高考，理科成绩不理想；82年转读文科，以全校文科第一名的成绩因离录取线10分，她与大学梦失之交臂；83年,高考成绩493分，超出当年本科线33分，凭着漂亮的分数，李芳梅走进了湘潭大学中文系。

母亲突然离世，父亲殷切期许，对大学生活的憧憬，让李芳梅三次走进高考考场。那时候生活很艰辛，学校食堂的菜单永远都是“冬南海”（冬瓜、南瓜和海带汤），饥肠辘辘的她经常挑灯夜读。

李芳梅说：“高考前两个月，几乎没有上床睡过觉，夏天的农场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却是蚊子肆意狂欢的‘派对’，我穿着父亲做农活时穿的过膝帆布长白袜，憧憬着在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读书写字，忘记了汗水酸楚的味道。”

奋斗的日子难免苦涩，但在她的记忆里更多的是温情和感动：“书看到深夜，忘记了时间，邻居会善意的敲窗户，提醒我早点睡觉；第二次高考失败，心灰意冷，准备考到父亲农场，写信给农场，准备当一名普通的农场工人，农场领导连夜家访说，你应该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更好的生活在等着你……我加倍努力，最终没让他们失望。”

毕业后分配到报社，工作生活顺心而充实，在李芳梅看来，那时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推我挤，有人落水是正常的，但只要心中有风景，行动有追求，就一定会到达彼岸，迎来春暖花开，终成赏景之人。

1992年

“丢下锄头，拿起笔头”

历史闪回：针对传统高考命题水平良莠不齐，评分手段落后、误差大，考务的人工管理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1985年，国家教育部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

1985年试行会考制度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向减少高考科目的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即所谓会考基础上的“新高考”。

1990年高考首次实施会考制度，毕业考试要和升学考试分开进行。会考是高考的‘入场券’，如果不通过会考，就会失去参加高考的资格。

讲述人：

任伐

（岳阳楼区卫生局副局长）高考时间：1992年

“我是1992年的高考生。至今清楚地记得拿到岳阳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场景。一场考试，让我丢下了锄头，拿起钢笔。”回忆高考，这是任伐说的第一句话。

“1990年那年首次实施会考制度，会考是高考的‘入场券’，如果不通过会考，就会失去参加高考的资格。”任伐说，在高考前，全体同学要进行9门科目的会考，没有获得会考证书的学生不得参加高考。

任伐记得，当年会考的通过率只有50%左右，因此7月份高考前的会考是学习最紧张的阶段。会考任伐取得了全校第一的成绩，取得了高考“入场券”。

“尽管会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仍不敢有一丝放松，依然坚持凌晨五点起床，晚上11点入睡，每天至少10小时的学习时间。我的心态很好，学习和生活都极有规律。拿到通知书，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家人还放鞭炮为我庆祝！”谈起这些，任伐喜悦中夹杂着自豪。

任伐感慨：“我是一个农村娃，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初三的时候母亲去世前交代，即使是砸锅卖铁也要送儿子读书。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成为家乡第一个大学生，完成了母亲的遗愿，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任伐先后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任伐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信命但不认命，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就是生活的强者！”

2008年

“高考只是一个过路站”

历史闪回：冰灾、地震、奥运，2008年——无数考生的高考在一个多难兴邦特殊年份度过，那一年高考人数创历年最高，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共计1050万。

受地震灾害影响，四川省和甘肃省灾区的部分县市区延期举行高考。灾区考生将享录取倾斜性政策，教育部表示，将确保其他考生的录取机会不受影响。

此外，山东、上海等5省市因考试科目设置不同，考试时间将延长到9日结束。全国共有5省区实行高中新课程改革高考方案。

讲述人：

周江蕾

（岳阳县委办公室政策研究中心科员）高考时间：2008年

2008年是一个多关键词的年份，冰灾、地震、奥运，我的高考就在这些悲喜中穿梭而过。

08年初，早上五点多出门上早自习，我飞奔在已经冻出冰花的水泥路上，还没奔两步就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跟头，那时还懵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到天亮才发现，整个邵阳除了时间都被冰冻住了。学校此起彼伏的是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的坠地声、惊叫声。

5月12日，我们正在上历史课，突然吊在天花板的投影仪晃了晃。没过几分钟，就听见有老师在楼下用大喇叭叫我们去操场集合，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推推搡搡往楼下跑。但没有人联想到地震。下午放学，回家看了新闻才知道。

对我们而言只是轻微的那么几下晃动，远隔千里外的汶川却有无数同胞还没来得及说再见就离开了。

当时心里非常难过，虽然高考已经不足一个月，但我们还是每天关注新闻，并且在课堂上进行了默哀，事后同学都进行了捐款，没有人强制，但也没有人回避。

2008年6月7日我走进了高考考场，8日下午，考完英语走出考场，我觉得发挥了自己的正常水平，但考试成绩出来，还是不尽如人意。当时我才16岁，父母让我复读，可我再也不想承受高中如山一样的复习资料和喘不过气来的巨大压力，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去读大学。

我不后悔这样的选择，高考只是一个过路站，却不是终点站，高考给的是一份机缘，而不是一场终结。如果我复读后上了一所好大学，却在过度压抑后放纵自己，那还不如现在的踏踏实实，把人生的目标定在更远更高的未来，而不是此番此刻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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