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上将1958年故乡行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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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飞
1958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军事学院政委、党委书记钟期光上将,在武昌参加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后,回到故乡平江县。
钟期光和秘书刘慕涛及保卫干事,由省里派车送到平江县城,老红军战友黄杜芳和在县委机关工作的青年干部、族亲钟旦初来到渡口迎接。他们先到了黄杜芳家里,稍歇一会以后,小钟带钟期光三人去到县委常委会(指县委常委开会的会议室,平时也是接待室)。县委书记王效良、副书记李少连出来迎接,互相介绍后,王带钟一行到会议室西边房里休息。
钟期光掏出一支永生钢笔赠送给王书记,又送了一支给李少连,“我这次只买了三支水笔,还有一支要留给钟家亲戚的。”说话间,县长朱文轩进来了,王书记作了介绍。钟说:“我这次是在武昌开六中全会,顺便回来看一下。”这时常委徐启文也进来了,王书记又作了介绍。徐说:“钟政委,你是平江的老革命啊!”钟回答:“靠党培养,靠吃党的饭。”在与县领导谈话时,钟期光简要介绍了六中全会情况,特别提到:“这次六中全会对人民公社作了决议,要按公报决议精神来传达贯彻。”
中午,王书记陪钟等人一起吃饭。钟说,我下午到三阳街那边的亲戚家、一中去看看。王嘱李少连陪同。
一
这天下午,钟期光等由李少连陪同,首先到了三阳的大姐家里看望大姐钟焕然和姐夫赖汉生。
钟期光进门就喊着“大姐”、“姐夫”,大姐、姐夫高兴地招呼“昱明回来了!”热情招待这些“稀客”。钟期光在家叫昱明,家乡人都喊他“昱长子”、“昱老”。钟期光久未回家,亲切问他们家里情况。这时,本村几个农民进来赖家。钟即与他们打讲,问起生产队的生产、社员的生活,讲了党中央在武汉开了八届六中全会。钟期光说:“这个决议报纸上会登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有其优越性,但搞集体生产要防止坐大船喽。”
随后,李少连陪钟期光等去平江一中。路上,钟对随行的人说:“这一中原叫天岳书院,我在这里读过书,这是我的母校。那时这里称平江第一高小,可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哦。有高小、中学,还有师范。”
钟期光一行来了后,早就站在大门前等候的年轻校长李叔益上前迎接,陪同参观。钟看到大门上方刻有“天岳书院”四个大字的石匾额不见了,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叔益解释说是搞大跃进时粉掉了。钟认真地说:“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发生在这里,天岳书院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这四个字粉掉不好。”李回答说:“大石匾还在里面,我们马上清理,用金粉刷现。”钟期光呤着大门两边的对联:“天经地纬,岳峙渊渟”,给随行的人一边讲解,一边在李引领下往里走。看着小礼堂,钟期光回忆起伯父送自己第一次来上学的情景,怀念起对自己厚爱关照的老校长:“当时的校长是周丽彬,我们是同乡,他是个县议员,很开明。我们参加闹学潮、游行示威活动,他注意保护学生。后来我参加革命活动,周校长还两次帮我逃避国民党的抓捕呢。”
去看学生宿舍时,钟期光指着西边这些熟悉的房子说:“我读书是第九班的学生,住在第四间。记得同学有吴溉之、吴铁鸣、邱维达。”他介绍:我和吴溉之毕业后都在地方小学教书时,就参加革命活动了。吴溉之后来进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红军到了中央苏区,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吴铁鸣参加革命后,曾被派到上海协助毛简青搞中央印刷机关工作,去延安又到东北,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邱维达考入了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长(淮海战争中被俘),解放后分到军政大学任教,我们又见面了。
在看大操坪时的时候,钟期光回忆说,1928年上半年,彭德怀率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开驻平江县城,7月间省委巡视员滕代远从浏阳来平江,要县委送他进城。我找到几个可靠的人用轿子送他进城,他们策划发动了平江起义。说来也是巧,抗战时滕代远(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到华东来,又是我率部队掩护他过封锁线,接应他来新四军的。
钟望着大操坪又讲着,1930年彭老总率领红三军团打长沙,就是在这操坪上开誓师大会的。我那时已经调到红五军任秘书长,动员农民参军参战,组织担架队。我参加了红五军的军事会议,打武汉还是打长沙?当时会上激烈争论,彭老总决心打长沙。后来攻占了长沙,这是红军时期打下的唯一省会城市,震动全国,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击很大,壮了红军的军威。这个时期是红三军团,也是湘鄂赣边区的全盛时期,许多学生青年、农民参加红军。许多平江籍高级干部多是这个时期出来的。
出来走到校门口,钟期光指着坪前的一株梧桐树说:“这是彭老总起义时拴过马的树,又是我的母校,我们照个相,留个纪念吧。”于是钟和随行人员、李等一起照了相。
离开一中时,李少连问钟期光:“是不是去前线办公室看一下?”钟说:“可以。”一行人到了三阳街县委前线办公室,驻点的县委常委侯印出来接待。钟说:“我这次是在武昌开会,顺便回来看看咯。”交谈中,钟期光强调:“武昌会议精神主要是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冷与热相结合。”
傍晚,钟一行回到县委会。有黄杜芳、邓蓝荪等来看望。陪吃晚饭的有王效良、李少连、徐启文。
第二天早上,李叔益带着纸笔墨去到常委会,找到李少连说:“想请钟政委题个词,请他给我们学校搞点发电机类的物资。”他们进去钟休息的房间,李少连讲了李校长的要求。钟期光听了高兴地说:“我在一中读过书,给母校题词可以咯,我考虑一下。不过我也是在学校工作呢,学校没有你要的那些物资哦,只有些书,你们要的话可以寄些过来。”李校长离开后,钟思考了一下,提笔为平江一中题了词:
“发扬平江人民革命传统,努力钻研学业,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培养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而努力。——题给母校平江一中,1958年12月钟期光敬书。”
题词由李少连派通讯员送去一中。
二
早饭后,钟期光与机关几个工作人员照了相,就回三眼桥老家去。从县城到三眼桥有20余公里,县委领导要安排马匹给他们骑,钟期光婉谢了,决心步行。
钟期光由小钟陪同,一路上给随行的秘书、保卫干事讲家乡风土人情,谈笑风生,健步如飞。一行人先到黄社大队,看望了妹妹钟就然。钟期光问妹妹家里情况,谈了一会家常,喝了茶,接着又上路。到了安定公社,公社书记洪松涛接待喝了茶,又陪送一程。路上谈到“五风”问题,洪有点怕批评,不大作声。钟期光说:“这不是你一个公社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要怕。”途中看了妇女油菜高产试验田,洪送钟一行人到了汨水河边。
钟期光等坐渡船一过汨水河,就到了三眼桥肥田村境内,首先去到老窍塘屋场。迎着乡亲们“昱老回来了!”的热情招呼,钟期光兴奋地与他们握手、问好。他先到自家的两间旧房子里看了看,对随行人员介绍:“这是我出生、读书的地方。”他在屋前照了相。接着又到父母的坟墓前,鞠躬行礼,扒开茅草仔细看了墓茔。从坟地下来,钟期光神秘地对随行人员说:“我在家里是‘一子承两祧’,家里差点给我娶了两个夫娘(爱人)。”面对他们的惊奇,钟期光道出了原委:
钟期光的祖父和父辈都是忠厚勤劳的农民,他是家里八个子女中唯一男孩,自小被过继一半给伯父,备受宠爱,两兄弟合送儿子读书。伯父是地方有名气的“郎中”,想要钟期光跟着学医,会有一个好的前程,并与钟父商量好两家都给儿子娶一门亲,生的儿子各归各,并率先给他娶回来了个童养媳。父母也给他看好了一个。钟期光参加红军游击队走了,国民党没有捉到他,就要捉他的家人,父母逃跑了,就把他家的房屋烧了,抓走了童养媳。钟期光从此转战湘鄂赣,再没有回家,也不知童养媳的下落。
其实,钟期光的婚姻很不顺利,历尽坎坷。这些事他家里不知道,只有新四军高层领导和少数战友才清楚。在湘鄂赣苏区时,钟期光曾与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机关文书、湘鄂边少共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胡平然结婚,由于战争年代的动乱生活和党内极左的残酷斗争,婚姻只维持一年多就分开了。经人介绍后与湘鄂赣被服厂的一位女工结婚,结婚刚三天,她在敌人偷袭时不幸牺牲。在新四军创建后,钟期光与来到新四军的胡平然相逢,两人复婚。谁知“皖南事变”爆发,胡被俘,被关押一段时间后获释,又找回部队,部队按惯例要对她严格审查。胡平然考虑到钟期光是新四军的高层领导,如果还在一起,对他不好,便主动提出离婚(胡平然后来经过严格审查于1943年11月恢复党籍)。1942年,经新四军领导和战友的介绍,33岁的钟期光与军中女战士凌奔结婚。
钟期光一行随后来到堂兄钟新禧家里,在此吃中饭。听说“昱老回来了!”亲友都来看他。钟期光和亲戚10多人下午去到三市镇,到了堂兄钟及美家,谈了一阵别后情况,还看了镇办工业,仍回到钟新禧家里吃晚饭。
晚上,有公社副书记方玉全,大队干部及更多远近亲朋,来看昱老。农家小屋里,灯光通明,异常热闹。有乡亲问起钟期光“当了什么官?”钟诙谐地回答:“我不是什么官,我是办学校的,拿粉笔教书咯。”他细心问了基层干部一些生产生活情况,介绍了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精神,特别谈了全会上农业粮食产量数字不好定,由于下面浮夸风报大了,结果打了折扣咯。提醒乡亲说:“今后不要图表扬,再不要放卫星啦,要实事求是,要说老实话哦。”
当晚,妹妹钟随然带着女儿也赶来看望舅舅,钟期光关切地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与亲人们谈起家常。与亲人团聚本来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喜悦的事情,可是钟期光回老家来,总是欢喜与伤感交织。原因是在亲友们交谈时,免不了谈起他投身革命走后,家里亲人遭遇国民党追捕,父母亲逃难逝世,房屋被烧毁,一个姐夫被杀,妹做童养媳,外甥牺牲,都深感悲伤。
钟期光想起1947年在武汉开会后匆匆回来,刚回到家,大姐闻讯赶来,进门就一步揪住他的前胸襟衣服问:“我的儿子呢?我儿子还冒回来?”钟期光懵了,说:“他牺牲了。”姐听到弟弟说出儿子牺牲了,顿时撕心裂肺地大哭:“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啊!”钟期光说:“怎么还呢?我还不了啦!”他伤心地哭了。
原来,钟期光带着大姐的儿子赖楚斌参加新四军,跟随一支队开赴江南抗日前线,1941年在“皖南事变”突围时不幸牺牲。钟不敢告诉大姐,姐姐打听不到儿子的消息,隐约感觉出事了,却不敢相信。如今弟弟回来证实儿子不在了,她悲痛加绝望,哭喊着要还儿子。钟期光万语千言也不好回答她啊,何况还有乡亲也向他打听亲人子弟的。近乡情更怯,那一夜,他垂泪到天明。
这次回家,钟期光又思绪翻腾,夜不能寐。他又想起周校长在这里两次救他脱险:1927年,钟被国民党县党部通缉,周校长出面担保不成,急忙送讯回来,帮他及时躲藏,逃过抓捕;1936年下山筹粮,遭敌追杀,警卫牺牲,逃到老家来又被围困。刚好回到家乡的周校长闻讯,立即帮助钟隐藏到富商余家,随后周校长安排任清乡委员的胞弟出面,以“送侄儿去浏阳治急病”为由,掩护钟期光坐轿子逃出。
他又仿佛听到大姐的哭喊,眼前浮现出那些年带领乡亲子弟参军参战的一幕幕。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时代不同,但战争是残酷的,老区人民舍生忘死帮助我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无数乡亲子弟牺牲了,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将悲痛埋在心里,对共产党、对革命事业,仍然一往情深,坚定不移支持。多好的乡亲群众!当年戍鼓万众从,今生难却故园情。钟期光曾多次对自己的家人、亲戚说过:我是幸存者,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和那些烈士,就心情沉重。对他们的家人,对亲友,回来看望一下都难做到,更谈不上报答,总感愧对乡亲,常想回家又怕回家啊。
又要离开老家了,钟期光想到参加红军走后,对家里未尽慈孝。国民党清剿队要挖他家的祖坟,是乡亲们帮把祖坟的墓碑埋藏起来。父母外出逃难病逝,草草安葬,碑也冒立。这次回来,钟期光感谢乡亲保护祖坟,重新立好墓碑,对父母的墓茔,他嘱咐亲属:“要给他们立块石碑。”他早想弥补孝意,在撰写的碑文时腹稿在心,特别写道:“事共产革命斗争,将世之不公铲去”,“选忠未孝,有悲难弥。”这块石碑终于1959年10月8日刻好勘立。
三
第三天早饭后,钟期光和公社、大队干部照了相,便又步行返回到安定公社,在公社休息喝了茶,就上了来接他们的车子回县城。
小车到了县城寺前,有人要司机直开去县委会,钟期光说:“不去县委会打扰了,到黄杜芳家里去,我们吃了中饭就走。”
黄杜芳在县公安局工作。钟期光早与黄杜芳相识。1930年,黄杜芳同大哥黄晓芳、弟弟黄吉民一起参加红军。在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湘鄂赣省军区为了建立与各县区的联系,组建起西北武装交通大队,黄杜芳任大队长,后来黄吉民任政委。他们兄弟担负起湘鄂赣省委、省军区与各县的通令传达和物资运送重任。钟期光先后任湘鄂赣省军区主力红军16师政治部主任、湘鄂赣省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湘鄂赣苏区建设。钟期光率新四军一支队开赴江南后,黄吉民在其部下任营教导员、团政委等职。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钟期光与他们兄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到了黄家,黄首先问:“你这次回来这么两三天,回家看了怎么样?群众有什么反映?”钟说:“我没有听到什么反映。我回家一路上看到平江有三多:房前屋后茴藤多,瓦屋上大字标语多,地里菜种得多。”
待黄安排好了做中饭,钟与他打讲交谈。他们回忆起湘鄂赣打游击时的艰苦岁月,缅怀牺牲的战友,深感作为幸存者,肩负着诸多责任,需要珍惜今天,加倍努力工作。
黄杜芳挽留说:“你很忙?急着又要走,不能多待一下?”钟说:“不能待了,吃了中饭就返长沙。”
黄提了个要求说:“我们公安局缺少手枪,子弹也很少,县委组织部长董志文要我找你要一支手枪,我自己也想要一支。”钟期光说:“我这次回来只带了两支,这是我们需要的,不能送的。另外这个枪也不能随便给的,如何搞呢?”钟迟疑了一会,又说:“好吧,等我回去后看看家里有没有,如有,可以特送你一支。如果你本人不来,平江有人来,可以写好信盖好章给我,我把枪给他带回来。”
刚吃完饭,王效良、朱文轩进来了。钟期光说:“不打扰你们了,到老战友这里吃完饭就走。”这时,陈定安也来了。钟期光与陈定安交谈时,问到他干什么工作,陈回答干工业交通工作。钟提起平江工交部有个姓连的同志,曾来南京军事学院找钟期光要批物资的事,解释说:“我们是个学校,有什么东西呢?要马列主义的书倒是有一些,要汽车电机这些物资我们没有啊。”接着,钟又说:“你们从彭总那里搞回来不少东西,其实这是平江的老同志联名打了个报告,请彭总批了那些东西。大家都出了力,并不是一两个人搞的”。谈了一阵,钟对县里几位领导道谢,急着起身要走。
王效良送钟等上渡船时,悄悄对钟说:“彭老总可能会来。”钟说:“那好啊,彭老总来了,你们要好好接待哦。”钟期光一行下午乘车离开了故乡平江。
钟期光回去后不久,县委会曾向钟期光反映有枪无弹的同志收到了他寄来的小口径枪弹;黄杜芳要去南京的人从钟期光那里取回两支手枪及子弹,李少连拿去了一支,说是钟期光给的,另一支被县交通科拿去了。平江一中收到寄来的一批书,今年已经84岁的李叔益,谈起58年接待钟期光恍如昨日,特别感动:“钟政委真正关心母校,回去不久就寄来了两百多本书,许多书上都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这都是他私人赠送的藏书啊。”
99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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