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历史上“老字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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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以达

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私营企业有了较大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经营门面频频易主，优秀企业岁岁更新”的背后，总使人感到现代人的商业经营中缺少了点什么。因此，来翻翻古，说说过去的“老字号”的故事，也许能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烧出来的名牌——庆春堂

说到过去平江城里的药铺，庆春堂是鼎鼎有名的老字号。庆春堂药号不仅铺面大，药材品种齐，而且老板相继三代延续八十余年生意兴隆长盛不衰。据1986年10月由喻许春编写的《平江县药业志》在《药材经营》中的庆春堂药号是这样介绍的：“庆春堂出售的药品，货真价实，秤量标准，价格便宜，深受群众信誉。药品来源广泛，行情通。武汉、长沙、湘潭都设有采购站，购进自己所需要的药材，销售自己的地产药材及中成药。当时交通不便，需用船运肩担，常年雇有二十余人从事运输药材。”庆春堂铺里“人员包括老板、管账、店员、学徒总共五十六人，是全县规模最大的中药店。每天上午开始，检药的人包围着柜台三四层，(后来的人)处方需要放在扁担头上伸进店里，店员才能接得到。一直到下午才逐步减少。”可见其生意兴隆之一斑。

庆春堂的前身是清同治五年

(1867)平江东郊清水的大富商凌堂卿在县城西街君子巷口开设的庆春祥药号。清同治17年凌堂卿因另做其他生意，无暇顾及药店，则将药铺资产铺面卖给了巨商吴一峰。

吴一峰是个秀才，出身贫寒，年轻时教过私塾，烧过木炭，后来经商逐步发家置业。我的外祖父吴广甄是个老郎中，他和吴一峰是远房本家。小时候常听外祖父讲吴一峰是个忠厚人。并讲到吴一峰接手凌堂卿的药铺时，接下了大批存放多年的陈药，许多都已受潮霉变。吴一峰说“药是纸包枪，人命关天”，于是安排店员全部把药清理一次，所有霉烂变质的药材统统焚烧掉。当时有两百多斤高丽参也已霉变，店员都认为价钱昂贵，烧了可惜。吴一峰却认为越是价钱高的药，越不能害人，更要烧掉。吴一峰把药当众这一烧，烧出了庆春堂不卖假劣药品的好名声。外祖父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来又得到多方证实。庆春堂的名牌就是这样烧出来的。

吴一峰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大，资本也越积越多。最后成为在国内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拥有64家钱庄的巨富。他出身贫寒，因此很能怜惜贫困乐善好施。曾捐租万担，在西街拖石巷建万石廒，储粮救济贫苦乡亲。据说在他死后，自发来为他送葬的人堵塞了四街八巷，绵延十余里，可谓平江历史上送葬人数之最。

吴一峰故世，他的儿子吴镐周又子承父业，成为庆春堂的掌门人。吴镐周幼年饱读诗书，曾中过秀才，后来改行学医，并曾担任过普爱医院的院长。他继续经营庆春堂时，思想开明，曾支持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时，他资助支持李六如投身革命，资助支持彭德怀的起义部队。他的开明表现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成功，不仅受到当时红军和苏区政府的保护，而且在李六如所著《六十年的变迁》中亦以景云堂的名称隐指庆春堂予以褒扬，反映了庆春堂的历史光彩。

民国廿四年(公元1935年)，庆春堂又传到吴镐周的三个儿子慰仁、凤仁、铸仁兄弟手中继续经营。民国廿七年

(公元1938年)，日本侵略军轰炸平江城，庆春堂原铺化为灰烬。抗日胜利后，1945年吴铸仁、吴凤仁兄弟在东街新建铺房，毗邻开仁记、注记两家庆春堂，都保持着乃祖乃父的经营特色，生意兴旺一如既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庆春堂药店，除了经营中药材以外，还前店后厂，精心制作古方和有自己特色的名牌成药，如十全大补丸、归脾养心丸、杞菊地黄丸、紫金丸、少曲、万应膏等十余种，疗效均很好，深受群众信赖。

庆春堂自吴一峰以后，始终保持了货真价实的经营理念，始终保持了生意好赚了钱不忘回报社会的作法。每逢瘟疫流行，庆春堂总是带头施药济贫，分文不取。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狂轰滥炸，无辜百姓死了很多。接着又是伤寒，疟疾流行。庆春堂连续两年雇请几个，甚至上十个帮工，专门熬制治疗和预防的中药水剂，除在店门施发外，还请人挑到病疫流行重点的乡村去发放。同时，慷慨解囊捐钱互救会，救济无衣无食灾民，使许多贫病交加者赖以存活。

诚善招客的名铺——惠隆斋

过去平江城上西街的惠隆斋是最负盛名的南货铺。自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黄栋才首创荣庆斋，嗣后转交胞弟黄湘才经营改名惠隆斋，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数十年间生意长盛不衰，成为平江著名的老字号。

惠隆斋以其雄厚的经营资本除本铺前店后厂加工销售茴饼、月饼、寸金麻片、桃酥、饼干等五十余种名优副食外，还兼及行商坐贾，经营煤油、食盐、棉纱，收购本地茶麻油纸特产远销国内外，并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无锡、香港等地均设有经营分号，是当年平江数一数二的商界巨子。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湖南报》曾以《湖南巨商黄栋才》为题，报道其往广东、上海整列车皮运销平江茶叶的情况，令全省商界瞩目。

惠隆斋的成功，是与其名牌战略分不开的。现在凡是上了年纪的都晓得惠隆斋的包子、茴饼是出名的。当年，群众生活水平低，加之平江习俗过端阳节是一定要吃包子的，惠隆斋的包子特别好，上好面粉中掺以牛奶、蛋粉，内馅除白糖红丝外还有石冰糖，而且价格公道，谁家做的都比不上，可谓“价廉物美”。因此，特别畅销。精明的老板抓住了销售广泛的包子、茴饼，宁可不赚钱来创立名牌效应，带动其他生意。有了这种理念，就坚持始终如一的产品质量标准。解放前在惠隆斋当过店员以后曾担任县农经委副主任的翁怎得，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次做茴饼的掌案师傅，认为店里的茴饼已经够名牌了，反正人们争着要，不需那么过真也销得出去。于是在下一批料时，少下砂糖40斤、茶油20斤，以为这样节省成本可以得到老板的欢心。不料黄老板知道后很生气，责备说：“省点成本是小利，失去顾客是失去大利；你这是帮倒忙。”硬是亲自督促返工，下足配料。从此，再也没人敢偷工减料了。

惠隆斋的成功经营还得益于善待顾客。黄老板常说：“开店望客，顾客是衣食父母，进店买货的就是来了财神爷，应该客气接待。”店里有一套完整的店规，从老板到雇员都严格遵守。比如以礼待客，普通礼节是笑脸相迎，上烟泡茶，远道来的商客还要留餐。有时来店成批购货的，当本店缺货就主动帮其到外店配齐。为方便顾客，店中规定天亮开门，晚上十点以后才关门。早市对象是县城大小零售南货铺顾主，使他们可以尽早进货，以备当日供应市场销售。大宗交易的客户一般在白天，夜市是较远乡村的农民，他们白天将担来的土产销售后，趁晚投宿时间购货，好次日清早往回赶，这样各个方面的顾客都能顾及，替顾客着想得尽善尽美。

惠隆斋的生意做得好，更与黄湘才老板善待店员分不开。平时对店员态度和蔼，关怀体贴。因此，店里无论是账房先生、柜台员工，还是作坊工人都能尽职尽责。偶有闪失，老板也总是宽以待人，从不轻易责罚。据原惠隆斋店员现民政局退休干部钟惦成回忆，有一年他被抽壮丁，惶恐不安，就说：“黄老板，我被抽壮丁了。”黄风趣幽默地说：“好哇，去当兵。”钟说：“我不想去。”黄说：“不想就莫去嘛。”钟说：“不去要出四担谷。”黄老板立即表态给他四担谷，使他免去了当壮丁这一关。原惠隆斋店员徐佐民老人回忆：有一次一个叫潘太师的店员接待一位南江口音的顾客，卖出30斤一桶的美孚煤油四桶，因为是分两次提货的，结账时只收2桶的钱。管账的发现后，潘太师急忙往北门方向去追，到画桥出城也没找到。潘感到此事全部是自己的过失而不敢回店，到吃中饭的时候，黄老板派徐佐民去喊他回来吃饭，并对潘说：“少收两桶的钱算了，我赔得起，只要吸取教训，下次注意就是。”

惠隆斋老板宽厚待人，同样体现在普通百姓身上。徐佐民讲到，有一年店里收麦子，人来人往特别复杂。当时一个叫王思训的做饼师傅去拿冰糖发现少了一袋，账房先生反映有个送麦子的，交了麦子结账就挑着箩筐往东街方向走了，行色匆匆很有疑问。于是店里伙计马上追赶，把这个人追到了，冰糖也在箩里，当即将他带回店里。王师傅等都很气愤，都喊要打。那个人满脸羞愧，一听喊打，更是觉得大祸临头。黄老板马上制止，并要店员称2斤冰糖给他。那人千口万谢，感激涕零回去了。没过几天，他又带着一个准备结婚采办货物的人到店里，做了一笔100多块银元的生意，再次印证了“和气生财”的中国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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