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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年，就是郭嵩焘诞辰200周年。近年来，海内外各种研究他的著述不断涌现，一致认为他是洋务运动的启蒙者和实践者，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外交家，是晚清慧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封建社会的保守势力，对他每前行一步，都是如此的不容和不齿，以致使他承受一个民族的伤痛和负累。

仲夏，好友何林福邀我和两位罗姓朋友去汨罗划江村拜谒重修后的郭嵩焘坟陵。

1818年4月11日，郭嵩焘出生在湘阴县城一个富有的家庭。1835年17岁考取县秀才，19岁考中省举人，1847年29岁一路顺风，通过京城“会试”、“朝试”、“殿试”三关，成绩列最优一等，道光皇帝授予他翰林院庶吉士。1858年，经咸丰帝两次面试，下旨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

在南书房期间，他奉旨到天津协办过防务，到山东办过税案，而最使他洋洋得意之作是两件事，一是向咸丰帝上《奏陈海防事疏》，阐述了自己的洋务思想，咸丰帝十分喜欢，并将他视为知己，他成为当朝懂洋务的人。第二是救了同乡好友左宗棠一命。

是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衙内当幕僚，永州总兵樊燮控告他是“黑幕”，独揽大权。咸丰帝密谕，“左某如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一时急坏了左宗棠所有的亲朋好友。

郭嵩焘这位天子近臣，自然是发挥“近水楼台”的优势，他一面把京城的紧要信息及时传出，一面请同在南书房的好友潘祖荫向皇帝打报告。“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惊世俗语一出，咸丰帝放了左宗棠一马，还给他封了个四品官，左宗棠名气越来越大。

1875年，云南出了一桩杀害英国人马嘉理事件，引发中英一场外交风波，最终中国屈辱地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政府还得派大员去英国向女王赔礼道歉。

这一艰巨任务就落在了郭嵩焘头上。当时满朝都是怕洋人恨洋人，与洋人打交道低人一等，是丢人的事。这是朝廷把他往火炕里推。

果不其然，郭嵩焘出使西洋的消息传到生他养他的故乡，长沙一时群情激动，这不是欢庆湖南出了一个英雄，一个人才，而是痛恨出了一个“汉奸”、“公敌”、“卖国贼”。

这时，长沙正在举行省考，全省各州县的秀才齐聚，他们认为郭嵩焘丢了国格人格，辱没了读书人，一把火烧掉了他主持修建的上林寺，还扬言要烧毁他的居所，捣毁这支持洋人的老巢。

武的把长沙搅得昏天黑地，文的也不甘落后。街上流传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真是讽刺辛辣，骂人尖刻。

顶着这样十二级台风般的压力，郭嵩焘没有后退，而是依然故我从上海登上使西的邮轮。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50多天，沿途经过了10多个国家，他不顾风浪撞击轮船的颠簸，旅途的疲劳和船上单调的生活，天天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见所闻实录下来。他看到苏伊士运河用挖土机挖河道，看到伦敦港每天成百上千的轮船有序进进出出，街道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宫殿之美，无以复加……他第一次，也是中国第一个高官在国外接触早期通信工具——电话，也是第一人应邀列席英联邦参议院会议，他参观学校，医院，监狱……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活力。他感叹西方巴夫子(柏拉图)，孟夫子(孟德鸠斯)和中国孔夫子、孟夫子都是圣人，西方文明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些都构成他日记的内容。

通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要富强，不是单靠购买外国军舰、大炮、枪弹，而是要从“本”上学习。这个“本”就是西方的政教体制。一个饱读四书五经、“君为臣纲”熏陶的封建官僚，敢于发出这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无疑是旱天的一声惊雷。

按照慈禧的懿旨，总理衙门的要求，他的日记《使西纪程》要寄给朝廷检阅。

这一寄，朝廷保守势力像炸开了锅，即刻群起而攻之。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他向皇帝上奏，说郭嵩焘没有歌颂圣朝圣德，满篇都是极意夸饰西洋。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继而，翰林院侍讲张佩伦提议要立即罢免他的职务，“否则有违民心”。户部郎中李慈铭说他吃皇粮，饰官服，享俸禄，“不知他是何肝肺”，奏请将该书毁版，不得发行，以免流毒全国。

紧接着，在朝中一些人怂恿下，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在远隔重洋之外，火力全开，上奏郭嵩焘三条媚外罪状。其一，一次英国人安排使馆人员参观一个炮台，突然天气变化，陪同的英方人员友好地脱下自己外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说，大清官员披了“洋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南美巴西国王到英国访问，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巴西国王入场时，全场起立鼓掌，郭嵩焘也随之站起。刘说，这是大失国体。“堂堂天朝，何致为小国国王致敬”。其三，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音乐会，郭嵩焘翻看了节目单。刘说，这是“仿效洋人，太不应该”。后来，连他在60岁高龄学习外语都是罪状。

在这种内外夹击，内外不是人的环境下，郭嵩焘只好向朝廷告假，请求开缺回家养病。

他回乡，李鸿章派了一艘小火轮沿长江至湘江，可是湖南老乡却不卖这位大人的面子，说长沙没有开埠，“洋船”不能进来，郭嵩焘只好卸下行李，改用木船靠岸。当时，他还是在籍二品大员，湖南各衙门像躲瘟疫一样躲他，上岸时，竟没有一个官员迎接。

郭嵩焘回家12年，朝廷完全把他忘了，就像被丢进冰库冷冻冷藏。他的许多安国定邦之计成为空想。

1891年6月13日，他在长沙与世长辞。享年73岁。他的同科进士、洋务运动的知己、直隶总督李鸿章历数郭嵩焘的政绩上奏，请宣付史馆为其立传，以垂不朽。朝廷不理睬，还给李鸿章打了一冷板子：“郭嵩焘出使外洋，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最后一点体面都不给留下。

划江村是郭嵩焘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

我们在他墓前墓后，墓地两侧徘徊，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丘陵。在他那个年代，这里是封闭的，偏僻的，落后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为何要选择这里做长眠之所呢？

是这里远离闹市安静么？先生生前“颇滋物议”，死后不想要尘世打扰么？事物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他死后9年即1900年，北京皇城根再次遭到内乱和八国联军的洗劫，慈禧带着一帮皇室成员仓皇逃到西安避难，在京大员有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可郭嵩焘躺着中枪，一些人狂噪要挖他的坟，鞭他的尸，以谢天下……

墓前一条小溪，当地人叫陈家河，河水汩汩流去，不远处就汇流到了汨罗江——汨罗江，它因屈原而成为一条伟大的河流，每年五月端阳锣钹齐鸣，桡篙击水，为这忧国忧民者招魂，几千年生生不息。

这里离屈原投江的地方只有四五十里路程，江畔屈大夫的坟茔和郭侍郎的墓地遥相呼应，这有什么奥秘？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那个年代，朝中无人接受屈原“美政”主张，他成为政坛孤鸟。2000多年后，郭嵩焘“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落得和屈原一样朝野不容，下场凄凉。从屈原到郭嵩焘，这两个跨时空，跨世纪，跨年代的人走到一起，这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巧合？

这一前一后，在这条河流上构成一幅历史的全景，先驱者不为时容，精英者常遭唾弃，这就是一部大历史。他选择这里安身，不是步前贤之踵武，继续他们跨世纪的长歌和对唱么。

郭嵩焘在其《晚年戏书小像》中，自信“流传万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是的，汨罗江不会忘记，这里有屈原，还有一个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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