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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清

岳阳古称巴陵，而巴陵在汉末三国时代称为巴丘。关于巴丘名称的来历，有“后羿屠巴蛇积累成丘”之说，有“巴人与楚国交战多殁于此”之说，有“蜀汉大臣刘巴葬于此地”之说。以上说法源自相关典籍和地方志书，多被近人著述引用，笔者亦从其说。但近日读到几部研究三国时吴地社会发展及政区地理变迁的学术著作，从中发现巴丘作为一个基层政区名称还有其他含义，因前未所闻，专此撰文，求证方家。

丘的溯源最早为西周时期

丘的渊源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礼》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西汉班国在《汉书·刑法志》中将井、丘等行政区划为周代兵制相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因井田而制军赋……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丘和井一样是军赋征收单位。但秦统一六国后基层政区县以下只有里、乡、亭一级的设置，而无“丘”的机构名称，不过秦汉以来，仍保留了不少丘骧历史名称，如相传黄帝出生之地山东寿丘，齐桓公大会诸经的癸丘等。到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之际，曹魏统治的北方中原地方以丘为名的地名俯拾皆是，如顿丘、雍丘、武丘等，其中不乏县名。而《吴书》中仅提到三处丘名外。巴丘、椒丘、封丘，其中封丘为曹操击败袁术的地点，不在吴国政区内，真正位于吴地的只有巴丘和椒丘。巴丘作为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在《吴书》和《蜀书》中多次出现。《吴书·周瑜传》提到两处巴丘，一处是周瑜击破刘勋后“还定豫章、广陵，留镇巴丘。”另一处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卒三十六。”《三国志》作者裴松之注认为前处周瑜留镇的巴丘属于江西庐陵郡的巴丘县，后处周瑜病卒的巴丘为“今之巴陵，与前所镇巴丘，名同处异也。”

巴丘是按井丘制度设置的军赋屯集处

为何《吴书》记载吴国以丘为名称的地方仅两处：巴丘和椒丘，而巴丘就有两个呢，史家泛无定论，笔者不敢妄测。但从巴丘的归属分析，建安二十年（215年）吴蜀以湘水为界，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属吴，隶属长沙郡下隽县的巴丘便正式归于孙吴的统治之下。而属于庐陵郡的巴丘从开拓孙吴疆土的孙策起至吴亡就一直属于吴地。但此巴丘直到吴宝鼎二年（267年）才建县。两地相隔千年之久，因此在庐陵郡巴丘当时尚未建县，也不怎么知名的情况下，另出现一个巴丘也就不足为怪。正如湖南有个岳阳，民国3年前山西也有个岳阳一样，因隶属长沙郡下隽县的巴丘毗邻魏、蜀、吴长期对峙并时有争战的荆襄地区，孙吴将巴丘列为一处戌所性质的战略要地。吴大将鲁肃曾在巴丘屯兵万人，蜀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吴又增巴丘守兵万人，吴宝鼎二年（267年），吴以右丞相万彧镇守巴丘。其时，巴丘已称巴丘邸阁。邸阁即古代官府储存粮食兵械等物资的仓储重地。因此三国时代的巴丘虽未设置县治，但也是孙吴政权按“井丘”制设立的一个特殊的军事政区。

巴丘是相当里（乡）一级的基层政区

根据三国时代孙吴基层政权设置的特征，“丘”还具有里（乡）一级行政管理的职责。虽然《吴书》仅记载了巴丘和椒丘，但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却出现了大量的丘名，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邸阁”。如“黄中丘大男张士关邸阁”、“东平丘县吏伍训关邸阁”、“弹浭丘卒番贾关邸阁”等。据苏州大学学者臧知非等著《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一书认为，孙吴的基层行政组织是里丘并举、乡里、乡丘并行的。孙吴统治者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在承袭两汉传统的乡、里制度之外，另设丘这个仅见于西周，但不见于秦汉时期的基层组织呢？学者认为，丘的设立与流民有着重要的关系。汉末之乱使大量的北方流民从中原迁徙南方，为了安置南渡的流民，当然也包括国内的流民，甚至可能包括被迁出山区的山越之众，才设立了有别于里的丘。岳阳之巴丘地处富饶的洞庭湖冲积平原，是南渡流民栖息的蒐集地，而巴丘又为古三苗故地，东部山区存留着大量难以驯服的山越之众。孙吴采取“强者为兵，赢者补户”打压与安抚并举的政策。将不符合当兵的山人迁出山区，编入国家的户籍，从事粮食生产，这部分人不居住在以里为单位的居民聚居区。因此孙吴设立了一个与里相等而又有军赋征收职能的基层行政机构——丘，以便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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