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屈原及其作品的四大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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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喜欢读屈原的作品。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不仅读背，还曾摘抄其中重点篇目。毛泽东读《楚辞》不是一时之好，而是持续了一生的兴趣。不论是在戎马倥偬的岁月，还是在调研视察的旅途，毛泽东总是将《楚辞》随身携带，以便随手翻阅。

毛泽东不但自己喜欢读屈原的作品，还不止一次向别人推荐。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当然，毛泽东更喜欢屈原这个历史人物。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在毛泽东一生中，以历史人物为题的诗词仅有四首，此即其中之一。诗虽短小，但写出了屈原的文才、性格、胆略、情怀、气节、精神，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爱国的境界

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大一统的前夕。在屈原等贤臣辅佐下，楚国一度兴盛，“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楚国大有与强秦并峙之势。可惜楚怀王到了晚年，听信谗言，在几次重大决策中一再失误，国家实力和信用遭受重创。这期间，屈原先是被疏远，不久又被流放。但屈原忠诚爱国之心从未改变。

毛泽东对屈原的爱国情怀曾给予高度评价。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汉学家费德林大谈中国古典文学，讲到屈原时，他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他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诗人，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毛泽东也是把屈原的爱国境界领悟得最深的一个人。他曾深情地赞美自己的祖国：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还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毛泽东读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小册子之后，便“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并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

民生的情结

对于屈原的民生情结及屈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民性，毛泽东是有深刻感悟的。1949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可见对屈原的忧国忧民，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时代给屈原造成的个人不幸，毛泽东又给予了深情怜惜。

在毛泽东看来，屈原的民生情结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偶然得到的，而是在坎坷的人生境遇中生的根、开的花、结的果。而我们考察毛泽东个人成长史便知，他经历无数艰难困苦，一生倾情劳苦大众，与人民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肉情感。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曾豪情满怀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也曾说：“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毛泽东的民生情结，正是他与两千年前的屈原心息相通的重要原因。

飞扬的文采

作为文章高手，毛泽东不仅肯定屈原“天才诗人”的地位，对屈原作品的借鉴也可谓出神入化。比如，他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支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其中“帝子乘风下翠微”句，显然化用了《九歌·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句。“斑竹一支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而泪洒青竹留下点点斑痕的故事。毛泽东不仅在写作文章时能够对屈原作品中的句子信手拈来，化而用之，在平常说话时也能脱口而出，运用自如。1954年10月26日，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他辞行，他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毛泽东对楚辞章句的活学活用，充分体现了他对屈原文采的钦慕和追随。毛泽东从屈原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从他对屈原作品的直接引用和借鉴中可见一斑，而在他创作的大量诗词中同样可以看到屈原那如椽大笔下的神奇景象。从《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到《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毛泽东的想象和意境、文采和辞章，与屈原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两位伟大诗人跨越两千年的惺惺相惜、文脉相连。

不屈的气节

屈原的气节就在于，明知举世混浊、众人皆醉，也不苟同渔父的意见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他要保持一份清醒，坚守一个清白。宁可葬身鱼腹，也不让自己蒙上世俗之尘。这种宁死不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刚烈、霸蛮之气，毛泽东年轻时就是敬佩的。当然，在毛泽东的骨子里，还有一份有类于屈原勇于坚持真理的豪迈。而纵观其一生，在多次陷入孤立、苦闷彷徨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轻言放弃，而是艰难地护卫真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伊始，党内大多数同志都不理解，因为当时流行的是俄式革命路径，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首要目标的，但毛泽东经过认真调研、全面观察和深入思考，提出并坚持了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遵义会议前后，又是他力排众议，坚持了一系列军事上克敌制胜的正确方针。这其中，毛泽东多次身处危境，但在有类“众人皆醉”的情况下保持了“我独醒”的状态。这正是屈原那种不屈气节的现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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